《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

密宗作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 ,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唐代开元年间鼎盛一时 ,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 :由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它在开元之后不久 ,很快就夭折了。其实 ,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 ,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特别是在江南则更为兴盛 ,洪迈《夷坚志》

《痈疽神秘灸经》与《洞天奥旨》学术思想比较探析

《痈疽神秘灸经》为灸法论治痈疽的专著,《洞天奥旨》为中医外科的代表作,两书治疗痈疽颇具见解。本文通过对《痈疽神秘灸经》与《洞天奥旨》的比较,发现两书均重视痈疽发病中气血、经络的作用,同时推崇运用温通方法治疗痈疽,但两书在内外痈疽的理解、痈疽的分期辨治以及灸法治疗痈疽的禁忌症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因此遣方用药各异,故从以上异同之处入手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以期为痈疽的中医外治法提供更多的思路。

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

司马相如与蜀郡太守文翁均为汉代著名人物,关于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误解。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可以澄清相关历史事实。

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从元代司天台天文教育考核制度看元代传统天文学与回回天文学交流中的问题

在分析《元秘书监志》规定的司天台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的基础上,讨论元代中国天文学与回回天文学交流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当时存在两方面相互交流的大好时机,但是管理者没有组织起有效的交流活动,致使"汉儿司天台"和"回回司天台"的工作人员各自独立工作,没有展开应有的交流.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传刻述考

南宋庆元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是现存最早的欧阳修词集,其底本并非出自之前流传的旧本欧公全集,而是单独行世的《平山集》。同时,在庆元本编成后,旋即出现了以庆元本为基础的续修本,其中就包括民国双照楼影刊的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而自元讫清,《欧阳文忠公集》于吉州一地屡有翻刻,其中《近体乐府》三卷也随之不断翻印,形制、卷数多有变化。明代时,集本中的《近体乐府》三卷开始以《六一词》为名独立行世,其中以毛晋校刊的《六一词》流行最广,不过毛氏所据底本并非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宋代集本,而是明代吉州一地的翻刻本。

“石发”与文学创作之关系——以皇甫谧、王羲之父子为例

"石发"是五石散中毒引起的一系列药源性疾病,它和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患病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石发"情形的描写,这种创作行为丰富了疾病文学的题材,拓展了文学表现世俗生活的疆域;"石发"深刻影响了患病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影响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为略带病态的审美心理、沉郁哀伤的感情基调和疏离政治、养生全身的思想旨趣。

被修改的仁爱精神:杨朔散文中的悯农意识——以《荔枝蜜》为例

从杨朔散文的文本建构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特定时代权力关系的本质,还可以发现国家意志是怎样扭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观点,使传统的价值观造成断裂,在文化创造中造成了混乱,而同时也使作家的创作在单纯化、简单化的写作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杨朔散文题材涉及智/劳关系问题,它反映了在一个以阶级划线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倒置,从而出现知识分子传统精神被改写的情形。杨朔“诗化散文”的代表作《荔枝蜜》,就是一个值得重新分析的个案。从这个作品里可以看出当代作家所遭遇的写作困境,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遗留在革命知识分子杨朔身上的仁爱精神,是如何在革命文化语境里被曲折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为何产生了作者意料不到的效果。

《乐府指迷》及《词源》的论词范例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论词范例的比较探究指出《乐府指迷》是专尊清真的,而《词源》则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们是互有继承和发展的。

元代宫山汉武帝庙碑考识

新泰宫山汉武帝庙元至正碑久已残断,今在清末缪荃孙艺风堂藏拓中觅拓本,经从字体、文词、年代等方面,与今存汉武庙诸碑比勘,可以确定所拓即"大元至正"碑之下半段。今将碑、拓残文进行联缀复原,并对碑中所记"功德主"孙德寅生平以及所发武帝忏悔改过诏评论等问题试作初考。

坐禅与吟诗:贾岛的佛禅因缘

贾岛诗中交往的僧人较多,宗派身份较复杂,但他与南宗禅师关系更密切,更信奉南禅宗旨。贾岛诗中描写的佛教生活,最突出的是坐禅,特别是霜天雪夜的独自静坐。南宗禅只反对把坐禅当做成佛的唯一途径,并非取消坐禅。在中晚唐时代,坐禅仍是南宗基本行仪之一。贾岛诗中方外题材占很大比例,对僧人生活和僧居环境的偏爱,使得其诗风充满“僧味”,形成诗中“以鸟对僧”的独特现象。好用清寒孤寂的形容词和名词,则使得其诗风偏向“冷格”。《二南密旨》与贾岛诗学观念相通,晚唐诗格类著作受其影响,被称为“贾岛格”。“诗为儒者禅”的说法化解了贾岛作诗带“僧味”与论诗崇儒家之间的矛盾。

新安医家江之兰生平考及其医学理论探析

江之兰,字含徵,号香雪斋主人,清代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约为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人。江氏生平在古今史志书目中多有载录,是歙县名医。江氏好读博洽,其医学造诣主要来自于“久病成医”,亦好交游,眼界开阔,思路通达。其生前著述颇丰,《医津一筏》为医学代表作,另有《文房约》《香雪斋乐事》《淡薄歌》《前鱼厉禁》《狼山率笔》等多部非医学著作。江氏医学理论可概括为5个方面:(1)善于发挥医经理论,长于医理研究,重视“反治”法,常有出奇制胜之治。(2)对失眠、失血、咳嗽、痰火等病症的病因病机有深刻认识,在多种病因病机中又能明辨标本虚实。(3)熟谙药性,在“方者,仿也”这一思想指导下,主张“中病即止”和“勿药为上”。(4)对疾病发病、病势与转归预后的病理过程均有独特见解,强调在临证中必须首先明确疾病的可治与不可治。(5)注重养生调摄,认为养生和却病一体,提倡甘肥之味要淡煮,蔬菜可加盐、豆豉以增其味。

文选学笔记三题

楚辞中的作品被收入《文选》者,被安排在诗与文之间,其文本依据为王逸的《楚辞章句》,而其中《招隐士》一篇的署名有变化,表明萧统手下的文士中有人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宋玉的赋另行编录,则体现了那时的文体观念。《文选》中收录了三首无主名的古代乐府诗,其中第一首应出于蔡邕,三首诗的思想艺术特色皆大可注意。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标题后人有改动,又背景很深,均值得仔细研讨。

殷淳《大四部目》考辨

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仔细分析,认为《大四部目》为殷淳之私撰目录,而《大四部目》早于《七志》,故其应为私撰目录之始。

《荀子》语词释义二则

"积靡"见于《荀子·儒效》篇,旧注训"靡"为"顺",释为"顺其积习"。从原文语境以及荀子在人性论问题上对"积"、"顺"二词的使用来看,旧注不可从。"靡"当训为"累","积靡"即"积累",是同义连用的复合词。"桑落之下"见于《荀子·宥坐》篇,注家众说纷纭。"桑落"的语源当是《诗经·卫风·氓》所言"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指困窘的处境,"桑落之下"即困境之下。

智匠与《古今乐录》及其乐府观

成书于陈朝光大二年的智匠《古今乐府》一书,是先唐时期乐府诗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以清人王谟辑佚本《古今乐录》为底本,并兼及《乐府诗集》对《古今乐府》之所引,对《古今乐录》与蔡邕《琴操》、崔豹《古今注》、《宋书·乐志》等的关系,以及智匠的古今乐府观进行了首次探讨,认为智匠《古今乐录》对"前乐府"的注重,直接影响了郭茂倩《乐府诗集》对汉"乐府机关"以前"古歌"的收录。

智顗对弥陀净土信仰的判释

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国普遍流行,但它执著于净土和弥陀的实有;主张发愿念佛可借助阿弥陀佛愿力(他力)往西方极乐世界;认为极乐世界之享受永不转退等。这些观点都与天台宗佛学相抵牾,智顗却站在天台宗立场,把弥陀净土信仰融入天台止观,提倡“禅净双修”。尤其从智顗的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的两重信仰问题,可见净土信仰发展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

南宋词论“求雅”审美取向的异同

针对南宋词坛大力提倡复雅的词论,王灼与沈义父也都在各自的词论中提出了求雅的审美标准,标举出各自的审美取向:《碧鸡漫志》将以苏门为首的豪放词派追求情性、自然作为自己的审美创作追求,而《乐府指迷》则是以清真词为首的婉约词派含蓄柔婉作为其审美标准。

曹植游侠诗论——以《白马篇》为中心

曹植的《白马篇》是魏晋游侠诗的代表作。曹植使游侠第一次进入诗歌创作领域,并升华了先秦游侠思想的价值取向。曹植的游侠诗无论是在诗歌体式还是题材内容方面,都为后来游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诗歌范式方面的借鉴。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