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律》与汉武帝在海南设县初探

西汉初年,在新纳入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继续实行《蛮夷律》。汉武帝时期,在南方地区实现“初郡”政策。通过对比汉朝在海南岛的治理措施,可知“初郡”政策与《蛮夷律》精神是一致的。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受到当地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放弃了在海南岛的直接管辖权。这表明,随着汉武帝时期新纳入统治的地区增多,以中原经济核心区为支撑的《蛮夷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扩张成本等的限制。

辛夷提取物对变应性鼻炎、P物质及其受体mRNA表达的影响

目的 :比较辛夷超临界萃取物 (XY SFE)和水蒸气蒸馏提取物 (XY WVD)对豚鼠变应性鼻炎 (AllergicRhinitis ,AR )模型的治疗作用和P物质 (SubstanceP ,SP)及其受体 (SubstancePReceptor ,SP R)mRNA表达的影响。 方法 :以卵白蛋白 (Ovalbu min ,OV)为致敏原 ,用豚鼠复制人类AR模型 ,观察症状及鼻粘膜病理状况以研究XY SFE对豚鼠AR的治疗作用 ;放免法测定鼻腔分泌物中SP浓度 ,逆转录 多聚酶链反应 (reversetranscriptivepolymerasechainreaction ,RT PCR)测定鼻粘膜中SP RmRNA含量以研究XY SFE对SP/SP R分泌及表达的影响。结果 :两种提取物均能有效改善豚鼠AR症状 ,减轻鼻粘膜病理性改变 ,调低SP/SP RmRNA分泌及表达。结论 :辛夷超临界萃取物和水蒸气蒸馏提取物对人类AR可能有类似的治疗作用 ,且其作用机制与调低SP/SP R分泌及表达有关。

《夷坚志》的编撰及洪迈对志怪小说的看法——从《夷坚志》的多篇序言谈起

《夷坚志》一书,卷帙浩繁,内容驳杂,后人对其褒贬不一。若对作者遗留下来的多篇序言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洪迈的撰书动因、材料来源,领会他的小说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和理解。

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

本文从原始汉族的形成、商语与汉语的关系、史前东西部刻划与汉语的关系、汉语四大特征的来源等证明汉语的主体来源是东夷语而非炎黄语。

从《夷坚志》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阙失

洪迈所撰的《夷坚志》中保存着大量的宋代词语,这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该书中大量的语料足资补正《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在条目和义项漏收、释义不确以及例证迟后等方面的阙失。

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

两汉时期的律法中不存在以"蛮夷律"为名的律篇,张家山汉简"毋忧案"中涉及蛮夷男子被征发的内容,应断读为"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勿令为屯"的法律很可能来自目前未知的律篇或律令条文,只是涉及蛮夷而已。毋忧被征发并不是服"徭役"或"兵役",而是国家在特殊时期采取的应急措施。

论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

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联系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时期,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夷"及"五方之民"等观念的基础上,夷、蛮、戎、狄开始与四方相配,并形成了对四夷的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模式,这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历代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对民族历史的记述。中原地区的各民族政权都认可了这一记述模式,并重视通过这一模式记述各民族历史,以此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

三国战争中的夷陵

夷陵是三国重镇与交战热点,原因在于它地扼峡口交通枢要,附近岭谷交错利于设防。曹操、刘备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并置临江、宜都郡,成为独立的军政建置。猇亭之战后,孙权设立西陵都督辖区。孙吴后期分宜都数县立建平郡,又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反复合并分离,下诏调离步阐而引起叛乱。蜀汉亡国后,西晋以峡江航道作为伐吴的主攻路线。孙皓忽视荆州西部的防务,致使王濬舟师顺利出峡攻占西陵,乘势东下灭亡吴国。

东亚华夷认知的近代向度——以德川日本和李氏朝鲜时期为视域

东亚传统思想中的华夷认知赋予了夷狄与华夏不同的价值。近世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为摆脱华夷观的束缚曾演化出了三种逸脱模式:第一种是在血统论的基础上的“王子徙边”,在朝鲜的代表是箕子朝鲜传说,在日本的代表是泰伯后裔说,其将各自的先王与华夏三代时徙边的王子结合起来,赋予本民族血统上非“夷”的地位,这种说法往往比较牵强;第二种是从文化上产生的自我优越感,特别在明清易代之后,在朝鲜产生了“小中华”意识,在日本产生了“华夷变态”认知,认为清代的中国已经为“夷”所统治,自己保留了正统华夏的文化;第三种则仿照儒家的华夷正统建构出自己独有的内外认知,在朝鲜表现为檀君神话的复苏,在日本为“国体”思想,这成为在东亚地区导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

论大禹和夷夏联盟的禅让制度

早期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版块主要呈现为夷夏东、西结构,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迭,便是东、西不同部族集团的轮流坐庄,禅让也是在这个政治联盟规则内的贵族选举制度。大禹能成为夷夏联盟集团的盟主,既有自身在治水、战争等方面的贡献因素,也是因为他的前一任盟主虞舜属于东部集团,这一任的盟主便只能在大禹所在的西部集团中产生。相应的,大禹之后选定的皋陶、伯益,也是作为东部集团的候选人。从禅让到家天下,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该盟主以家族形式赢得天下的良好口碑,保有其盟主权利,履行其盟主义务。如果该家族不再能履行其职责,便会被各部族首领举行的贵族会议推举的新盟主取代。《孟子·万章上》引孔子之言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就是说夷夏联盟的禅让和汤武放伐,本质上是一回事。

费正清“夷”字翻译的话语解读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从此该字在汉语语境中的原来foreign的意义遭到驱逐,体现了英国对清政府施加的强权政治。近100年以后,费正清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再次使用了这种翻译方式,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汉代蛮夷邸论考

西汉与东汉在京城长安、洛阳均设有蛮夷邸，作为馆待边疆及外国民族（汉文文献将之统称为蕃客）的场所。蛮夷邸的设置是汉代对人京四夷蕃客接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蛮夷邸的设置、蛮夷邸在京城中的方位、蛮夷邸内居住蕃客的成份、蛮夷邸的上属管理机构、蛮夷邸设置的功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证，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有汉一代对人京蕃客的接待与管理制度。

从清代“百夷译语”对音材料看德宏傣语塞擦音的发展

在用云南官话记录清代初期德宏傣语的《芒市译语》《南甸译语》《干崖译语》《猛卯译语》中,注音汉字与今傣语塞擦音的对音情况为:云南官话/t■/对应傣语[ts],云南官话/ts/对应傣语[t]。这种对音关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我们推测清代初期德宏傣语的塞擦音存在两种变体形式,一种为典型的舌尖前[ts],另一种舌尖靠后近似[t■],前者在现代德宏傣语中腭化为舌面音[t],后者则由于省音而成为靠前的舌尖塞擦音[ts]。

三藩之乱期间琉球王国的外交抉择——以《华夷变态》的记载为中心

清初三藩之乱的发生,造成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大震荡.经历了明末萨摩藩入侵之后的琉球王国,突然面临极其复杂的外交抉择.当时琉球的内政外交皆处于日本的严密监视之下,同时又与清朝缔结了宗藩关系,但是清琉之间的宗藩关系因台湾郑氏政权陆梁滨海而并不稳固.郑氏兵船在三藩之乱爆发前夜的康熙九年(1670)和十二年(1673),曾两度攻击琉球贡船,引起台湾郑氏政权与日本及琉球关系紧张,也使得琉球对于三藩之乱的态度,持有相当程度的保留.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后,琉球使团成员大部被羁留福州,对于耿精忠政权有近距离的观察.关于上述历史过程,日本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一书有比较完整的呈现.本文试图结合中文与日文史料,揭示作为弱国的琉球在三藩之乱期间如何周旋于地域强权之间以图生存的外交努力.

《夷坚志》人物绰号研究

绰号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夷坚志》中人物绰号丰富,来源各异,多与人物的形象、身世、行业身份、技能特长等相关,具有用词俚俗、富于变化等特点,体现出浓郁的市井气息,也折射出南宋男子戴花和文身之俗、民众对巫术的矛盾态度以及复杂的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关于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几点思考——以“羁縻”为中心

本文对事关历代治边政策认识的关键词汇"羁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羁縻"的要义是"控制"而非"笼络";历代史书尤其是正史中同为"羁縻"但表现的"控制"程度不同,具有宽泛和灵活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夏"、"夷"二元结构的观念和现实是"羁縻"政策形成和实践的基础;作为一种补充方式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羁縻"政策也会为直接统治所取代。

四方之民与四至之境——清华简《越公其事》研究之一

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七章出现的“东夷”“西夷”“古(姑)蔑”“句吴”,除“古(姑)蔑”与“句吴”外,“东夷”与“西夷”其实也是地名.而且四个地名均属于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夷”是古越语“海”的汉字记音。“东夷”(东海)与“西夷”(西海)指的是今杭州湾的东部和西部,这是吴、越两国的天然分界处。越国灭吴之前,其疆域大体不出今天的浙江省境。《越公其事》的作者是熟悉古越语的,且为越人的可能性极大。

《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汉书》的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汉书》设立少数民族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华夷共祖的民族同源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而《汉书》论赞所强调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又是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典型表现。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