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

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千山僧道书碑考

文章梳理了明清民国时期千山僧道所书碑刻,对一些没有直接署僧道名字的碑刻进行考证,确定书丹者归属。同时,对知文善书的千山僧道代表人物及千山僧道与文人墨客交往过程中的索书行为进行梳理剖析,认为千山僧道自身的文化基础和书法基础支撑了他们的书碑行为,同时这种行为也与游山文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服饰开始出现,并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变化中,形成了一些与中国传统服饰相适应的特点。僧衣的名称较多,形制也逐步中国化。道服则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

《夷坚志》所见宋代僧道的另一面(下)

由于两宋政府奉行包容宽松的儒、道、佛三教并举的宗教文化政策,辅之以社会的剧烈变迁及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极大地影响、冲击着宋代的佛教及佛教徒、道教及道教徒,不仅促使僧道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恶性膨胀,而且宋代僧道已由超然尘俗之外、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徒日益向世俗化方面转化。热衷钱财,迷恋声色,贪图享乐,追求世俗生活,越来越成为宋代众多僧道的价值取向,并日益外化于其日常言行中。南宋文坛巨擘洪迈独撰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就大量披露了宋代僧道的另一面,亦即世俗化的一面：经营产业,大肆敛财,诈骗钱财等,与佛教、道教的教规教义与禁律戒条以及佛道徒的特质格格不入,进而演变成为危害世俗社会的严重问题。

宋元明时期僧道免丁钱问题探讨

免丁钱是一种创行于南宋绍兴中期的身丁税,课征对象为寺观僧道,仅盛行于南宋时期。至于元明时期的僧道免丁钱,则是发拨度牒的收费,其性质与宋代不同。

《唐律》对僧道的法律规定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统治者习惯用刑律来规范与佛道教有关的一些问题。《唐律疏议》的《名例律》、《户婚律》、《贼盗律》等篇有涉及僧道的一些特殊规定,如确定僧、道的称呼和地位,严禁僧、道威胁朝堂的稳定,惩治擅自充任僧、道的行为,惩办诬告僧道的行为,打击僧道行奸的行为,惩罚盗毁佛道教神像等行为。这充分反映了唐朝立法"一准乎礼",缺乏宗教神圣立法而流于传统俗世立法,立法规整而违者以身试法,对僧、道的规定有过泛过宽趋向等特点。

《红楼梦》中尼僧道士形象论析

《红楼梦》塑造了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尼僧道士形象。较具代表性的尼僧有净虚、大了、智通、圆心、智能、妙玉等;道士有张道士、王一贴、贾敬、马道婆等。这些僧道们身在空门而心系世俗,总体上有世俗化的倾向,恶者多善者少。作者把他们刻画得千姿百态,成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群像。他们丰富了古代文学艺术形象的画廊,再现了人生百态,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表达了曹雪芹对世俗宗教的批判态度和厌恶之情,使《红楼梦》颇具思想深度,对今人也颇有启迪。

两宋僧道铭文小品论略

两宋僧道铭文小品是两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题材广泛,艺术成就很高,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兴起的文化背景主要有两方面:追求不朽的超时空观念;僧俗交往的风气影响。

闽南古代宗教戏曲与鬼神信仰的因缘——兼及与鬼神信仰相关联的戏仪交错融合、僧道表演者诸现象

闽南古代宗教戏曲与鬼神信仰的密切因缘,导致其发生了某种衍变:在功能上,成为酬神酬鬼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娱神娱鬼兼娱人的审美性;在类别上,产生了打城戏这一独有剧种;在演出结构和文本结构上,形成了戏仪交错融合的形态;而在表演者的构成上,则往往直接由僧道表演。

论佛教及其故事对仙道小说的影响

仙道小说,或称道教小说,是指以宣扬神仙信仰、反映神仙或道士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仙道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并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佛教的一些教义、概念、词汇、典故、故事情节、题材、创作模式等,就深刻地影响着仙道小说,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但仙道小说与佛教故事相比,也有明显差异。

《红楼梦》中癞僧、跛道度人考

癞僧、跛道在《红楼梦》中是一对不起眼的人物。本文通过对其在小说前80回中出场及其活动的分析,发现在作者笔下他们是有各自分工的———癞僧度女子,跛道度男子,“石头”(通灵宝玉)只与癞僧发生关系,是小说的一大章法;从而考证“佚稿”中贾宝玉最终出家是由跛道引度,而送“石头”归青埂峰的是癞僧。

论《金瓶梅》中僧道在民间丧葬俗仪中的介入

《金瓶梅》描述了多场民间丧葬仪式,其中僧道在丧葬俗仪中的介入尤其引人注目。僧道介入的描写具有特殊的文本价值,是小说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现出了作者在神鬼报应思想的影响下,注重挖掘果报形成的现实逻辑。通过丧葬法事规模的描述,预示了西门庆家族命运的日趋衰败;通过法事场景的铺排,展现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法事仪式结构篇章,调节了叙事节奏。最终得出了丧葬法事在社会各阶层中传播的广泛性、法事崇尚奢靡以及丧葬法事中乱象频出等结论。

帝王话语的位移:“梦日入怀”的非帝王书写视角

“梦日入怀”经常为帝王(后)所使用,用此祥瑞以表达尊贵帝王子女的诞生。但是自唐以来,这一用语却发生了向非帝王位移的变化,而不再为帝王所专用。“梦日入怀”走下帝王话语的神坛而被非帝王人群使用较早出现在道、僧身上,这或与成仙、成佛、成帝的逻辑等同有关。此外,僧侣不敬王侯的传统以及得道高僧的人道和融某种程度上类同于帝王的“天人感应”也有重要影响。而由于明代松弛的避讳制度,也导致了大量人臣使用“梦日入怀”这一帝王话语的现象出现。

南海神庙祭田问题考论——兼谈明清祠宇管理权之变

南海神庙在明宣德年间屈氏捐献之前即有祭田,屈氏失去所捐之田控制权的主要原因是清初祠宇管理权的改变以及屈士煌等人的明代遗民身份和反清立场,周边乡民对神庙田产经济利益的争夺只是次要原因。屈氏祭田事件见证了明清之际佛教势力受到地方官府支持,并最终成为南海神庙及其附属财产法定管理者的变迁历程。巫、僧、道作为南海神庙的直接管理者,三者在管理地位、人群特性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且存在接续和替代关系。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聊斋志异》中的僧道形象

《聊斋志异》中僧道众多,形象鲜明独特。《聊斋志异》中不少僧人行为龌龊、道德败坏,颠覆了传统僧人清心寡欲的形象。小说中的道士形象,则多为关注世俗、法力高强的异人,能够惩恶扬善。蒲松龄塑造的僧道形象,既与其宗教思想、当时的僧道活动有关,也与其"雅爱搜奇"的个性、注重作品教化的创作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