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ical Review of Robert van Gulik and His Judge Dee Mysteries in Chinese World （1996-2016）

Judge Dee Mysteries was written by a Dutch diplomat and orientalist Robert van Gulik,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twenty languages, gaining a wide attention with the honorary title of ＂Orienta/Sherlock Holmes＂ in English world. It returned to China with Chen Laiyuan and Hu Ming＇s translations in 1980s, and since then there emerged various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on Robert van Gulik and his works. This article make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Judge Dee Mysteries in Chinese world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presents problems in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Robert van Gulik in Chinese, and propose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Judge Dee Mysteries in a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gong＇an fictions.

The Use of Chinese Supernatural Elements in van Gulik＇s Series Judge Dee Mysteries

上世纪中期,博学的荷兰汉学家罗伯特·汉斯·凡·古立克(高罗佩)深为中国古典公案小说所吸引,并受其人物、情节和结构的启发,写下了一系列探案小说(1959-1967),旨在引导西方读者认识一种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的文学类型。在他看来,由于与西方侦探小说的鲜明惯例存在诸多差异,传统写法的中国公案小说无法吸引西方读者。凡·古立克概括了中西侦探小说的5大显著区别,并创作了自己的系列探案小说,试图尽可能地忠实于公案小说传统,但为了不使西方读者感到疏离,又对一些习见的中式特征(如超自然因素)做了省略或修改。本文通过比较作为这位荷兰汉学家研究起点的中国小说《狄公案》(成书于约1890年)和凡·古立克自己创作的狄公探案传奇,考察他是如何在不违背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西方经典侦探小说形式的同时,加入了中国的超自然因素。

由动物书写看高罗佩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接受与创新

中国公案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书写情节,因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浸润及文学动物书写传统的影响而突显出神异性色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动物书写情节,另一方面又淡化了此类情节的神异性和果报观念,强化了客观逻辑与科学化思维。这既反映出西方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更折射出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的理性思辨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赋予动物书写情节以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投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体悟。通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他既开辟了观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视野,又参照、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于中西文化会通中实现了“华风西被”的祈愿。

《大唐狄公案》的西方女性主义色彩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描绘中国古代女性生活面貌时融入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元素。首先,高罗佩尊重中国古代社会各类女性群体,维护她们的人格。其次,高罗佩弱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贞节”束缚,塑造了大量自由开放、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最后,高罗佩谱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性别特征的女性。

公案小说外译的人物叙事构建——以《狄公案》英译本为例

荷兰译者高罗佩在翻译《狄公案》时,注意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人物功能性建构的不足,对原文人物进行了心理性再叙事运作,并关注人物自身及其内心诉求,以显在化、自然化、理性化的叙事方式,依次彰显出人性的善、真、恶等层面,让译语读者走近人物、亲近人物,增强了《狄公案》译本人物的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狄公案》翻译叙事的人物再定位,是译者基于中西人性观差异的精心调适,一方面体现了译者对普遍人性叙事的彰显,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译者西方文化本位的叙事立场。

《狄公案》的中西流传与变异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荷兰伟大的汉学家与作家,他的《狄公案》系列创作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狄公故事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出发,通过高罗佩的翻译进入异质文化并影响到他的创作,而后再次通过翻译返销回中国本土的三个阶段。《狄公案》的流传与变异经历了起点—终点—返回起点的双向交流圆形循环过程,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罕见的成功案例,反映了一种相互交流、反馈、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它代表着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价值与意义。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的影视改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不仅通过原著人物的人性化彰显和原著情节的重新组构体现出风格各异的改编创作理念,而且也令《大唐狄公案》这部源于中国的西方汉学通俗力作以影像传播的方式"回归"中国,从而在无形之中成就了有关高罗佩汉学思想遗产的一种中西方文化交流。

英语世界中的《狄公奇案》副文本分析

狄公案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引起不小轰动,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狄公奇案》也广受追捧。为探析《狄公奇案》在英语世界成功传播的动因,从副文本视角出发,按照封面、封底、插图、后记和大事记5个类别进行分别探讨。分析发现,副文本能帮助读者深刻理解人物形象、时代背景、风俗习惯和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化,使得英语读者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更为丰富、立体和真实,最终有助于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汉学家高罗佩的道教文化观——以《大唐狄公案》道教书写为中心

在《大唐狄公案》这部由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推理断案小说中,以《朝云观》为代表的道教故事篇章不仅多角度地呈现了丰富的道教文化,而且亦于其间隐伏了对于道教的反讽性表述。同时,《大唐狄公案》中的涉佛与涉道篇章既在佛、道形象反面化方面具有相似性,又在正邪人物设置及艺术形象人性化诠释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有关道教的文学表述不仅承载着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想象,也反映了其对待道教文化由感性认同到理性思辨的内在认知历程,并投射出他在对以道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中所秉持的辩证精神与科学审视态度。

论高罗佩译《狄公案》对中国司法外宣翻译的启示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翻译的《狄公案》不仅让英文读者领略了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而且还成功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传统司法体系。为便于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文,高罗佩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实际情况采用工具型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了合理的译前处理,运用了添加译者前言、后记、文内注释等手段,对于我国改善司法外宣翻译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福尔摩斯形象比较论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福尔摩斯作为侦探小说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在非凡的智慧及秉持正义、惩奸助善的道德取向方面二者高度相似,然而在艺术形象的复杂人性呈现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人物塑造的相同之处与侦探小说凸显"神探"人物睿智形象的创作传统及劝善惩恶的道德旨归密切相关,相异之处是由高罗佩力图塑造更为丰满、更具复杂人性特征的艺术形象,而柯南·道尔则重在以福尔摩斯的形象和活动来映照英国当时社会生活这一创作诉求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故事情节指瑕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展现腾挪顿挫、峰回路转的推理断案情节之时,也存在着若干缺乏现实理据性的非真实化情节。这种艺术缺憾,既是侦探推理小说本身在生活理据性与情节戏剧性的微妙冲突之间两难择取的某种外化,更是由高罗佩在这部作品中所欲传达的文化、思想蕴涵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所决定的。从正反两面客观辩证地认识这一"白璧之瑕",对于全面立体地考量、探究《大唐狄公案》乃至高罗佩本人丰富广博的汉学思想亦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通过商人社会生活的独特呈现、商人形象的负面化塑造及商人形象的人性描刻等展现了商人这一中国古代的特殊群体。这既是高罗佩以通俗文学的方式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古代商人形象及其生活的文学化表述,也投射了其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与寄寓其中的人道主义意识。《大唐狄公案》对于商人的塑造不仅反映了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家庭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和认知,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感知与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文化视角。

论侦探小说中的“乔装查案”情节——以《大唐狄公案》与《佛岛迷踪》中的相关情节为中心

作为侦探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的情节模式,"乔装查案"情节在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及曹正文的《佛岛迷踪》中都有着典型性的反映。这一情节表述在以上述两部作品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中不仅对悬念的设置具有特殊的作用,有助于强化作品情节本身的悬疑性、曲折性,而且也从侧面折射出侦探小说发展进程中的艺术承继关系和形象流变脉络。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青楼文化书写探析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通过青楼文化的多元化呈现、青楼女子塑造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及青楼女子犯罪形象的人性化关照等不同方面,既投射出其对命途乖蹇的风尘女子表露出的浓郁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反映了其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由此,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一方面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认识、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文化视角,潜在地反映了其对中国古代两性关系文化的独特思考和认知,另一方面又以女性主义色彩和复杂人性审视凸显出其在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所映射出的理性反思精神,二者的有机融合折射了高罗佩在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中所秉持的一种取道东西、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基本理念。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改编自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但两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截然不同。后者沿袭着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全知模式,前者则主要继承了西方侦探小说的限知叙事和纯客观叙事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中国小说的全知模式,由此将根植于中国俗文学的公案题材进行成功地演绎,为转折之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西方汉学家笔下的女皇形象——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武则天形象刍议

武则天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通过言语指涉的含蓄方式对这一特殊人物进行了富于负面色调的形象展示。这既与众多明清小说作品对于武则天的反面塑造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更是作者高罗佩欲借作品中以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帝形象来从侧面彰显主人公狄仁杰形象的特殊创作表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氏本人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某些认识和思考。

《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书写,但却存在着诸多差异。《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有着明确的历史指向性,而《大唐狄公案》的此类情节则更多地源于作者虚构;《儒林外史》对“番酋”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塑造基本忽视,《大唐狄公案》则相对立体地刻画了此类艺术形象;《儒林外史》以汤镇台“平苗”之役为表层情节,在揭露封建官场时也使有关古代苗族真实生存状态的社会观照隐没其间,《大唐狄公案》则在表现“番汉战争”时,亦对“青楼”文化和市井气息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细腻描摹。这种差异性既与高罗佩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极呈现和辨证接受息息相关,又与吴敬梓影射历史的创作意识以及“华夷之辨”观念对于古代士人的影响密不可分。

西方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化情结的艺术投射——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画家形象与涉画情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都展现了画家形象和与绘画有关的叙事情节。总体看来,该书不同篇章中的画家呈现出善恶分立的形象谱系,其实际上代表了作者高罗佩不同的文化想象维度;而作品中的涉画情节在表现出多种形态类别的同时,既通过这些情节所展现的绘画作品反映出作者本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审美理念,亦对主人公狄仁杰的塑造具有特殊的烘托映衬作用。《大唐狄公案》中的画家、画作及其相关情节投射出高罗佩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由衷热爱和独特认知,是其本人中国古典文化情结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