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海外R&D的投资动机及其区位选择

按投资动机及和区位选择的差异,可将跨国公司的海外R&D机构归结为三种类型。生产支撑型的海外R&D机构是以技术本地化和支撑海外附属公司的生产为主要目的,其在宏观区位上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微观区位倾向于接近海外生产基地。技术跟踪型的海外R&D机构主要是为了跟踪和获取东道国和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宏观区位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微观区位倾向于接近竞争对手的R&D机构。人才和资源利用型的海外R&D机构主要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科技人才、研究环境和其他技术资源,宏观区位倾向于选择人才资源丰富、技术环境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微观区位倾向于选择东道国的科技中心城市,尤其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附近。

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近年来,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大三角"格局中开始出现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海外R&D投资主要流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存在地区不均衡性。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R&D人力资源、科技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选择是公司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条件进行匹配的过程。

国外R&D溢出路径及其效果——一个国外研究综述

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国外R&D对一国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逐渐成为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外R&D基于何种路径溢出?其效果又如何?本文旨在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非物化形式4个方面来归纳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进展。最后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工具3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脉络演进做出简要评价和展望。

海外研发、贸易摩擦与创新绩效:来自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海外研发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路径,现有文献基于经贸自由化的前置条件证实了海外研发提升创新绩效的反哺作用。然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愈发困难,海外研发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为此,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探索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侵蚀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反而产生倒逼效应,推动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并积累国际投资经验,继而增强了海外研发的反哺作用。通过区分海外研发目的地,本文进一步发现倒逼效应在赴非美国家的样本中更显著。赴美研发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更为直接,稀释了提升投资效率和积累国际化经验所带来的收益。研究结论深化了国际商务理论关于贸易保护和壁垒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绩效的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如何充分释放海外研发的潜能提供启示。

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

作为R&D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是推动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全球跨境绿地投资数据,借助GIS空间技术以及统计模型等方法,对2003—2020年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2003—2020年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总体呈非线性、不平稳的增长态势,并伴有周期性波动的阶段特征。②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始终以制造业为主导,行业结构发育稳定,但不同行业海外R&D投资的国别构成差异明显。③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的空间异质性有所降低,来源国空间分布基本锁定以北美-西欧为主导的“双核”格局,目的国空间分布呈现印度-中国-北美三足鼎立格局。④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的空间联系范围逐步扩散,虽然仍以由北美-欧盟-东亚形成的“大三角”格局为主,但在以中国和印度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已出现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⑤生产支撑、资源寻求、技术追踪等属性要素,以及语言、历史文化和经济邻近性要素是驱动跨国公司海外R&D绿地投资的重要动力,地理邻近性失效。

高管海外经历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烙印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的现实困境下,当前研究大多聚焦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层面,就其动因及实施路径的探索尚且不足。本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烙印理论实证研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有助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大研发投入等路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证实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同时,为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董事长的海外背景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以融资约束为中介变量,分析董事长海外背景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董事长的海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长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化和外向型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兼具海外任职背景和教育背景的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合理构建企业管理层制度、提高企业研发投入以及推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参考与依据。

海外并购异质性、吸收能力与企业研发投入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生水起,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1—2015年193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数据,从交易的异质性视角研究了海外并购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检验了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海外并购规模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海外并购股权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吸收能力强化了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同时增强了海外并购股权对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但对并购规模与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填补现有的理论缺口,同时研究结论对企业海外并购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三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的R&D投入对市场支撑型R&D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母公司的R&D投入、东道国人均GDP和R&D投入对技术寻求型R&D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购买力水平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丰裕程度的双重影响。

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公共区位因子及实证分析

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研发投资,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区位因子的影响。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有关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14个相关指标,然后依据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22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结果及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制度和网络外部性视角

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66个东道国为样本,基于制度和网络外部性视角,分析了海外研发三动因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研发三动因对海外研发投资有显著影响,制度水平和网络外部性对上述影响有调节作用。海外研发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技术水平正相关,与人力成本负相关。制度水平减弱了市场规模、人力成本与技术水平对海外研发投资的影响。网络外部性则减弱了东道国市场规模对海外研发投资的正效应,增强了东道国人力成本对海外研发投资的负效应以及技术水平对海外研发投资的正效应。

研发投入、董事海外背景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验数据

以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例,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当期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滞后三期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边际递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比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董事具有海外工作背景比海外教育背景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替换变量、考虑内生性和外部政策冲击等,调节作用仍然显著。但异质性分析显示:调节作用只在小规模企业、两职合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显著。这为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公共区位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分析国内外有关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理论,选取12个相关指标,以美国、欧盟等3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及新兴经济体的数据为样本,利用SPSS19.0软件对可能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流向主要受人文科研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稳定因素三大方面的影响。

福建省引进海外华人人才对策分析

随着海西经济区的概念的提出,福建省经济发展的人才瓶颈日显突出,海外华人人才拥有许多独特的优势,且福建省拥有十分丰富的海外华人人才资源,因此,吸引海外华人人才参与福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福建省吸引海外华人人才的必要性和福建省海外华人人才存量低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吸引海外华人人才的一些建议。

高管海外经历多元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国籍的维度

以2009—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海外经历多元化程度是否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企业不同研发强度和股权集中度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国籍维度上,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形关系,高管团队在一定范围的海外经历多元化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研发强度高的企业,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都被强化;而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都被弱化。建议政府继续加强制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完善体制机制,企业搭建合理而具有多元化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结构、形成持久竞争力。

融资结构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创新研发的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1732家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建立债股比指标用于衡量企业的融资结构。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融资结构与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企业融资结构越偏向股权融资,越能促进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发生。企业融资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这种反向变动关系不因企业所有制不同而有所改变。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结构能通过创新研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完善外源融资结构,有利于企业创新及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海外研发与FDI技术外溢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资发展迅速,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即海外研发投资是否促进了我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运用我国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计量方程,通过"外资R&D介入强度"作为分组指标展开分组检验。回归结果证实海外研发投资有助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文章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海外人才回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探究海外人才回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中,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海外人才回流的直接创新效应,常常忽略掉企业增加前置性资源投入所带来的间接创新效应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文章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面板模型,运用混合回归估计方法,就全国和分地区两个维度分别探究了海外人才回流的研发资金创新效应和研发人员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海外人才回流的间接创新效应包括研发资金创新效应和研发人员创新效应。第二,海外人才回流的间接创新效应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中起到明显正相关影响。第三,海外人才回流后,由此带来的研发人员创新效应比研发资金创新效应更明显。第四,海外人才回流的研发人员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差异,研发资金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在东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创新效应的提升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正向影响,在中部地区,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了在全球人才争夺战和海外人才大规模回流的背景下,企业为争夺高层次海外人才而进行的前置性资源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印证了海外人才回流的间接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的影响,拓展了现有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高管团队海外经验、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团队(TMT)海外经验作为一种特殊类型资源,构成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和认知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尚未得到应有研究和探讨。本文构建TMT海外经验(含职能经验和行业经验)、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关系整体研究框架,从理论上剖析TMT海外经验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并揭示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选取275家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TMT海外职能经验和行业经验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会通过研发投入强度驱动企业创新绩效;研发投入强度在TMT海外职能经验和行业经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关键联结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TMT经验结构优化、研发资源配置以及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自建与合作:资源与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研究

中国海外投资增速超过外商FDI增速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俨然跃升为国际投资的新话题。然而已有对新兴市场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关注集中在东道国因素,忽略了新兴市场特定制度下的母国公司特点。本文立足母国企业层面,采用中国46家海外研发机构调研数据检验了资源对企业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情境下,企业实力越强(即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自建研发机构。同时政治关联对技术资源产生替代作用,负向调节技术资源与进入模式的关系。本文的价值体现在:理论上丰富了"资源—战略"理论的已有边界和应用条件,实践上为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