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

档案所涉清季赵尔丰川边教育改革及其办学成效

川边藏族子弟如何接受近代新式学堂教育,是西南边疆教育史关注的重要课题。根据川边历史档案所载,在1906-1911年前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边疆民族危机和"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于川边地区设置关外学务局划分学区,多方劝谕民众子弟就学,优待学务人员及边地教师,多方筹措教育经费,并注重普及初等学堂,重视职业教育,采取结合有地方特点的教学课程,开发相应的教育辅助机关,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近代教育的兴起,清末西南川边新式学堂教育所创办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从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兴学算起,近代川边教育已经走过1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西南地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巴塘“凤全事件”的起因及其影响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戕杀,史称"凤全事件",该事件的发生震惊中外,这是清末发生在巴塘境内数次事件中影响最深、性质最恶劣的一次。目前,学界对该事件的起因,已有一定的讨论,大多认为凤全强制推行限制当地寺庙僧侣人数的政策、个人的性格、藏传佛教寺庙从中作梗、巴塘百姓的仇洋情绪和巴塘处在川藏要塞等是事件的起因。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未能解释川边在凤全推行上述政策之前,巴塘也曾发生过多次冲突事件,却未危及官员生命。因此,笔者将"凤全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网中来考察,认为长期以来巴塘地方土司、寺庙和西藏上层保持密切联系,并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朝廷对巴塘地方社会管理的"内刚外柔"政策才是事件的根本原因,其结果是朝廷下决心治理川边,推行改土归流。

1916-1917年殷承瓛出任川边镇守使及其治边探析

殷承瓛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滇军将领,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后,滇军据川,前任川边镇守使刘锐恒下台,四川督军蔡锷举荐殷承瓛出任川边镇守使。殷承瓛上任后,积极经营川边,如查办"傅青云叛乱"事件、整治粮税积弊、管理宗教事务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川边稳定。然而,1917年川滇混战,接着彭日升派边军围困打箭炉,殷承瓛孤立无援,被迫辞职,从而其治理川边的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因此,殷承瓛在任期间,川边治理的整体成效并不显著。

清末僧权和俗权对川边社会的控制及赵尔丰川边治理研究

清代改土归流以前的川边巴塘地区,长期受藏传佛教寺庙和土司管辖,二者长期控制着地方社会的资源。改土归流时期,清廷驻藏官员实行的各项措施触及了地方权力的核心利益,以致在"风全事件"中,土司和寺庙联合起来,戕杀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从50余人,该事件直接促使清政府下决心治理川边。事件之后,赵尔丰临危受命,被朝廷派到巴塘之后,积极推动川边的改土归流,在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期,在盐井一带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收回了盐税征收权,加强了基层社会的政权建设。

清末凤全在川边的新政探析

清朝末年,川边局势严峻。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以期“图川固藏”,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调凤全出任驻藏帮办大臣,全力经营川边。凤全上任途中,在巴塘、理塘等地推行新政。新政的实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西南边防,并推动了川边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当然,凤全在川边的新政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并直接导致了其被戕的命运。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民国时期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

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此职系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在民国初期固川卫藏、遏制西藏地方上层分裂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14—1925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川边镇守使,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又因川边镇守使往往陷于边军派系争斗和内地军阀混战,更替频繁,诸多治边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经验:清末川边经营政策影响析论

本文将清末川边治理置于世界史视阈进行考察,认为清廷治理川边是在内地与边疆"一体化"政策的大背景下展开,并经历了丁宝桢阻止外人经川边进藏游历、鹿传霖收瞻对等川边经营计划受挫、中央派驻藏大臣凤全移驻察木多居中策应川藏失败、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对川边进行直接治理等重大变化。其中"新政"建设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是一个里程碑,为民国时期的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检讨清末川边经营,我们提炼出以下国家治理经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经营政策应根据国内外形势及时做出调整,把握边疆经营时机;中央应有力支持地方大员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协同经营西藏与川边地区,重视云南在川边经营中的作用;尊重边疆地区文化宗教多样性;充分肯定清廷艰难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理念及其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努力。

清末川边治理中赵尔丰与清廷互动论析

英俄觊觎西藏使得连接川藏的川边重要性凸显,清廷为保藏固川,在西藏地方推行新政的同时也逐渐调整川边治理策略,清末赵尔丰对川边的经营使得川边治理取得重大成效。但川边治理过程中,赵尔丰与清廷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如调任驻藏办事大臣之初赵尔丰不愿进藏遭清廷严厉督斥;因西藏地方抵制进藏未果后,赵尔丰力主对藏用兵、对川边改流建省;而清廷仅让赵尔丰护送川军进藏,否定川边建省计划,主张川边仍设道归四川省管辖等。本文聚焦于1908到1909年,从清末川边经营中赵尔丰与清廷的互动,论述清末清廷边藏治理政策仍在强硬与退缩之间调试摇摆,阐述清末开启的川边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向近代民族国家边疆治理体系的转变。

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

锡良督川时期的川边施政,不仅苦于坐镇成都遥控指挥之不便,也深受输运困难之窒碍。更重要的是,马维骐、赵尔丰皆对边事心存畏葸,遂致互相推诿卸责。锡良先是调马维骐回省而留长期为其属吏的赵尔丰主导川边事务,又在赵尔丰攻克桑披寺后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并推荐赵氏担任是职,川边政治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动。锡良川边施政极大影响了清末川边历史进程。首先,奠定了川边历史朝着改土归流方向演进的基本格局;其次,实现了川边治理由川督遥控指挥改为川滇边务大臣专负其责的重大改革。从清末川边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连续性审视锡良川边施政,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示清末川边治理的诸多困境,以及清末重提川边改土归流、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