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视角下的现实意义思考——以埃德加·爱伦·坡、鲁迅、刘慈欣为例

本文旨在从科幻的视角论及埃德加·爱伦·坡、鲁迅、刘慈欣作品中的科幻因素和现实的关联,以期对当下科幻文学的发展有所借鉴意义。优秀作品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它们敏锐地描绘现实社会结构下隐蔽的弊端,冲破自身与当下艺术环境的束缚,引发对人的现实思考。本文通过时空塑造、反叛精神与未来寄托三个层面,从科幻角度分析三位作家作品中的现实言说。这三位作家作品中的科幻因素都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且三者作品之间具有互文性。

关于《张协状元》与《两地书》的“添”

南戏《张协状元》与鲁迅的《两地书》中有“V添”,这“添”是实义动词,还是后置副词,学界有不同看法。其实,《张协状元》第18出“宛转些添”的“添”不是后置副词,此句前面还有“钱谁与添?”两个“添”都是动词,义为“增加;增补”,在句中义为“借(钱)”。据目前收集的材料可知,“添”作后置副词在清末传教士的文献中才有。根据宋、明、清、民国等一些用例来看,《两地书》中的“添”应是“添置”义,与“买(购买)”组成并列式合成词“买添”,与之同义的还有“添买”一词,古代文献也较为常见。“买添”与作为后置状语的“V添”有区别:形式上,后置状语“V添”中的“V”后面一般不能直接加“添”,而是中间要加量词或数量词;语义上,“V添”表示“动作继续进行或动作行为的重复,数量继续追加”,“买添”无此形式,也无此语义。因此,《两地书》中的“添”也是动词,不是后置副词。同时,绍兴山区仍有“V添”的说法,至于市区,“新派”不说了,但“老派”仍有一些人在说。

王阳明《传习录》明朝嘉靖年间刊刻考述

《传习录》分别在嘉靖三年(1524年)、七年(1528年)、二十三年(1544年)、二十九年(1550年)、三十年(1551年)、三十三年(1554年)、三十五年(1556年)、三十七年(1558年)等年份先后经历了十余次刊刻。这些刻本在内容和目次上有较多交集,也有很多不同。交集的部分是较为固定的篇目,不同部分大多是根据各地讲学需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添。谢廷杰所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语录”部分并未完全继承嘉靖年间《传习录》中的固定篇目,并未完全反映嘉靖年间所刊刻《传习录》的“真面貌”。嘉靖诸刻本《传习录》在校勘订正谢廷杰刻本“语录”存在的错误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困境与出路:鲁迅作品教学现状及优化策略

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当下仍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与学生对鲁迅缺乏整体认知、教师修养不足、应试教育及僵化的教学模式等因素有关。而要改变现状,则须优化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策略:首先,转变教学思想,克服畏难情绪;其次,采用专题教学模式,拉近学生与鲁迅的距离;第三,融入现代化元素,丰富课堂教学活动。探讨如何走出困境,某种意义上具有示范性作用,以期达到重新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扭转不良局面,使鲁迅作品在教学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篇名论

1912年2月,承载蔡元培教育方针观的《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在沪宁杭等地报刊发表。百余年来,教材专著与文选全集呈现了该文的三个通行篇名。其中,“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由《申报》《民立报》《新闻报》等报纸版抽绎而来。“新教育意见”为1912年3月发行的《教育杂志》第3卷第11期贡献。“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出现不早于1915年,与广被当代著述称引的1912年4月《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无关。报刊编者之规约、文章作者之重订、寻章引者之化用,促成百余年来《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通行篇名的应时之变。

对增改2005年版《鲁迅全集》有关敬隐渔注释的建言

敬隐渔及其相关内容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出现的情况为:日记12次、书信3次、作品1次。其注释情况为:对书信、作品中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注释,日记只注释了1926年2月20日的内容,并在第17卷第228—229页对敬隐渔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已有的5条注释和介绍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另外还有8则可以注释的日记内容没有注释。在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时,建议修改错误的注释、介绍并补充8则日记内容的注释。通过这些注释,不但有助于人们正确、完整地理解鲁迅的相关文字,而且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一封信的问题”及敬隐渔的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在了解敬隐渔的相关情况后,或许激起人们对这位创造社“中坚分子”“文研会准会员”“天才”进行研究的兴趣。

《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该书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相对于鲁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中国小说史略》在编辑过程中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围绕该书的编校注释,仍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中国小说史略》文本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刍议

《鲁迅全集》注释本已出三版,注释质量逐次提高,但仍未臻完善。现新版出版已被提上日程。在新的注释修订方面,应提出最高标准,向定本目标努力。2005年版注释存在一些问题,如引文错误、事实叙述和知识介绍不准确、观点偏差、褒贬失当、文字讹误等。修订工作须从复核引文、重审内容、修改文字三方面着手。

路遥书信搜集与整理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突破点--以四个版本的《路遥全集》为观察对象

截至目前,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全集”在国内已有四个版本,其中对于路遥书信的收录情况各不相同。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路遥全集》共收录路遥书信32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路遥全集》共收录32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路遥全集》共收录43封,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精装典藏版《路遥全集》共收录56封,是目前四个版本《路遥全集》中收录路遥书信最多的一个版本。但是,仍有已经公开披露的37封路遥书信未能收录。此外,社会上仍有一些散佚的路遥书信也未能有效搜集。从书信收录这个角度来说,以上四个版本的《路遥全集》并不“全”,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对路遥各个历史时期的书信进行搜集与整理,应是今后编辑与修订再版《路遥全集》的重要方式,也理应成为路遥研究的重要一环。

《传习录》形成过程再研究

嘉靖时期阳明文献诸版本字体为宋体或仿宋字体,万历诸本字体为粗大楷体,而隆庆六年(1572年)《王文成公全书》字体为宋体向粗大楷体字体的过渡形态。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隆贵州重刊《阳明先生文录三卷》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广德本,而岑庄等人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四卷》再次确保复原广德本的精确性。对于阳明《传习录》文献的刊刻,庚戌这一年(1550年),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转局之年。通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孤本孙应奎嘉靖三十年(1551年)湖南刻本,再加上嘉兴图书馆藏《传习录》残本与台湾地区图书馆藏《传习录》下卷残本,我们可以复原南大吉原刻本的具体篇目和内容,破解了约五百年来对南大吉书信部分目录的未解之谜。南大吉书信部分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刻本并未刊刻阳明与欧阳德、聂豹二人书信。阳明文录诸版本并未因当时《传习录》广泛流通而失收其论学书信,均在正录、外集中保留相关文献。

复社的红色文献和史料价值研究

上海“孤岛”时期的复社是党领导下创办的出版机构,出版了《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一批红色文献和进步文献。近年来在对复社的出版物考证后发现:《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是《续西行漫记》正式面世前推出的单行本,其文献价值在对复社所发行的图书和出版史研究中未曾提及,有可深入研究的空间;复社《鲁迅全集》纪念本的遗存较少,但收藏者既有之前未曾发现的公共机构也有私人藏书家,尚需进一步梳理及挖掘。

历代《象山先生全集》版本演变考论

《象山先生全集》渊源于宋代的《象山文集》,而《象山语录》《象山先生年谱》、谥议与行状等原是单独行世的。当时有临汝本、陆持之辑本、陈孙喜坊刻本、袁甫复刻仓思本、高商老刊本、张衍刊本六种。其中,抚州人士所编的“临汝”本乃是第一个版本,而陆持之本最为完善与流行。若以象山语录的编撰而言,则始于象山在世时。明代《语录》与《年谱》《象山文集》合编,始成《象山先生全集》。明代现存最早版本为陆时寿刊本,后有陆和刊本、李茂元刊本、荆门本、金溪本、何迁本等十种版本以上。李茂元刊本体例与其他不同,应是受到心学影响。清代拥有雍正本、槐堂书斋刻本、四库全书本、道光本、同治本、宣统本等多个版本,分为嘉靖通行本与李茂元刊本两大系统。清人进行了大量的编辑、校勘与点次,使得其愈近完善。民国以后出现了四部丛刊本、上海群学社本、商务印书馆本、上海中华书局本等大量版本。影响与争议较大的是民国中华书局本与1980年中华书局本。《象山先生全集》版本的形成与演变,乃是象山学的构建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论鲁迅小说《伤逝》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以裘沙、王伟君黑白插图为例

小说插图以其直观性诉诸视觉,推动了经典文本的图像阐释。裘沙、王伟君伉俪为《鲁迅之世界全集》所绘《伤逝》的黑白插图与小说文本产生互动,具体表现为人物形象的视觉重塑、典型环境的画面营构以及情节发展的图像孕育。画家从美术视域建构《伤逝》画面,为文本解读提供新角度,推动了小说《伤逝》的传播与接受。

从《鲁迅批判》到《鲁迅全集》——鲁迅研究史与鲁迅全集编纂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较早对鲁迅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它们是在左翼对鲁迅的社会学意义加以张扬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鲁迅价值进行质疑的历史背景中面世的。两者共同合力在社会、政治符号外还原了一个文学鲁迅,打开了鲁迅研究的另一条思路。

鲁迅译作与其创作的互文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启蒙主义先锋的鲁迅,以翻译和创作并行的方式展开了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启蒙主义活动。其译作《幸福》里妓女形象及《工人绥惠略夫》结尾处“伊”的形象,与《野草》集里《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妓女形象形成强烈的互文效果;译作《连翘》《省会》里美好爱情的转瞬即逝感,与《彷徨》集《伤逝》里的爱情悲剧,也构成互文对照模式。而鲁迅笔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觉醒后的无奈和绝望,比译作中的女性形象更具有时代特征和象征性,其表现手法的特别和主题的深刻性,也远超译作。

两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变迁与作家的重评——以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为例

《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受政治运动影响最为明显,但在政治运动之外,学术研究是否也影响到人物注释的评价?如何体现 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注释的变迁显示出,学术研究参与到人物重评的过程中,发挥着或推波助澜,或导其先声的作用。人物的重评具体体现在《鲁迅全集》注释的内容和形式的细微调整,昭示出编辑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艺。

《鲁迅全集》注释七十年:从文艺方针看编纂理念的流变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坚守人民大众立场,探求鲁迅思想精神,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是70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基础与努力的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方针关系着《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变化。厘清党的文艺方针与《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关系脉络,也是对新时代《鲁迅全集》编纂历程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下的鲁迅改编——以互联网创作为例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区别于传统媒介的建构,以互联网创作为代表的鲁迅改编融合了当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青年文化,由此呈现出了新的形态和特征。媒介文化研究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接合理论为理解当代大众媒介建构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学理性视角。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中的鲁迅改编在与当代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的接合过程中,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在现实和作品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从而使人们在认识、理解和阐释新作品的过程中,获得了情感上的共鸣和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

论《鲁迅自选集》的编选智慧

《鲁迅自选集》作为鲁迅生前唯一亲自编选的文集,是鲁迅晚年审视自己创作的自画像。通过对鲁迅自选作品、序言、日记、书信等多维度的考察,发现鲁迅在编选《鲁迅自选集》时以读者为主体,充分考虑到阅读对象对文学的多元需求。其别出心裁的编选策略,不仅使选集具备了读者指示性的实用功能,还隐晦地流露出作家晚年的艺术品位及情感取向。这也使得《鲁迅自选集》成为鲁迅创作生涯中一部独具特色的文集,其所蕴含的价值,所展现出丰富的鲁迅形象,是研究鲁迅作品、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文学史教学中的经典作品解析——以鲁迅文本为例

在文学史教学中,对经典作品展开深度解析是常用方法,也是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抓手。如何解读经典作品,不仅具有操作层面的实践意义,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建构逻辑,对于经典作品的解析必须围绕这一核心要素展开。日常教学中对于经典作品的解析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不仅要洞察作家的创作意图,更要注意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学史脉络中去讲解;第二,辩证地看待文学史著作对于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第三,自觉树立“大文学史”观,注意从不同维度拓展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