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为例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色,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色。由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改变和影响,中国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接受了世界不同文明、各种社会思想的影响。绥师红色革命文化是我国传统中华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具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实际意义。在当前,绥师红色革命文化教育纳入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学中去,不仅是对思想政治课程的丰富和扩展,更是对绥师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

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新教材中的实践研究——以西师版为例

数学教育本质上就是数学文化的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各版本小学数学新教材已经将数学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教学要求渗透于其中,这是《标准》的要求,也是教学的需求.国内已有多套教材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以西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说明：小学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的题材选取要体现多样化,数学文化的呈现形式可以图文并茂,数学文化有必要并且能够从低年级多维度渗透到小学数学教材中.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中的“校园生态”

新时期的"文革"大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校园生态":高考招生制度被废除,正常的教学、管理和学术活动悉被破坏。缺乏制度保障和人身自由的大学校园已不再是学术活动的场域,更遑论知识分子生活的社区,它成为了"文化革命"的"前沿阵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大学所累积形成的大学校园生态至此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在对"文革"大学往事的否定性叙述和批判式反思的过程中,既有令人惊颤的校园场景,也不乏令人感动的人生片段。

民间视野下的“文革”

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锐、韩少功的“文革”题材小说以民间视角来反思“文革”历史,具有双重意义内涵:民间苦难与民间伦理是对“文革”意识形态高调的戳穿与消解,民间的藏污纳垢、愚盲昏昧又使之成为“文革”专制和迷信的基础和土壤。这样的“文革”叙事走出了80年代道德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局限,揭示了“文革”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此同时,真诚而理性地还原底层社会的生存形态,传达民间的意义和声音,也成为这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寻找和建立精神归宿的有效路径。

创伤之后如何启蒙?——中国成长小说的后文革叙述

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成长小说兴起了从后文革视角来书写文革期间成长经验的趋势。这个新的视角揭示了文革经验下个体成长的一个突出特征:失败的成长。这种失败的表现方式就是个体在时间上遭遇青春期的延曳,在空间上成为零余人。同时,文本通过提供"故事"与"话语"的悖论形式,从"故事"中的成长失败出发,将"叙述"层面的启蒙推向了前台。历史地看,这部分文本对文革记忆的书写呈现出"离心"话语倾向。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

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革"历史在可资写作的同时,亦成为了消费娱乐的文化资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在书写方式与表达策略上,呈显出鲜明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以"性+革命"作为想象"文革"历史的一种定式,渲染文革时期"性爱奇观";回叙"文革"的青春记忆时,聚焦于重构自由快乐与浪漫纯情的青春镜像,透露出浓郁的怀旧心态;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和"温情化"处理,亦是对当下小资情调的同步归趋。这种受到市场与消费主义规约的"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亦放逐了对苦难与创伤的追问。

科学革命与大学关系探讨

16、17世纪科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称之为"科学革命"。与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大学之外这一事实相应的是一种普遍贬低大学在发展科学上作用的观点。事实上,由于宗教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导致的大学在发展科学上被动表现,并不能否定大学为科学革命提供的物质与智识基础的作用。

我们如何叙述文革——以苏童新作《河岸》的解读为例

《河岸》是苏童新近的一部"文革"题材小说。苏童真诚地直面大时代,借助一条河流的故事,铺衍了一段悲剧性的文革往事,从革命政治与日常生活、父子关系的隐喻表征、寻找与逃离等几个角度,把一段老故事讲得新意叠见,隽永深刻。

中国当代文学与“文革”记忆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革'叙事主要有两类:一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出现的'伤痕文学',其记忆特点是忏悔;一是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文革'叙事,其记忆特点是怪诞。'文革'叙事需要作家对历史伤痛做深入的思考和贴切的表达。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当代文学反典型化思潮的一种文化解析——从王安忆对小说的命名谈起

典型理论在20世纪中国波诡云谲的革命语境中,逐渐走向了以阶级性、共性来取代丰富的人性意味和个性特征的不归路。20世纪一大半进程中的中国典型理论,与文革时期盛极一时的"三突出"、"不断革命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其实质基本上是反人性、反民主和反平等的,它把人的本质抽象化,并与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媾和,在文学世界中同构了一个等级制的社会模型。典型理论在"新时期"后的逐步瓦解,是中国社会民主化潮流推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馆藏珍贵“文革小报”的整理与著录实践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群众组织创办的各类小报统称为"文革小报",其具有零散杂乱、繁多无序及连续性差等特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千余种、上万份珍贵的"文革小报",为了便于利用和管理,对其进行了整理与著录,制定了15项"文革小报"著录款目和具体著录规则,并对馆藏"文革小报"的种数、份数、册数、著录条数及复本量做了统计。

少女·人性·天浴——严歌苓《天浴》解读

《天浴》是严歌苓文革叙事中直接以知青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的短篇小说。作品紧紧围绕"天浴"这个核心意象,在两次"天浴"的叙事中贯穿了少女文秀的文革经历,将基于少女视角的"祛欲望"化的"天浴"以及政治与"性"交织下人性恶的裸露相互辉映,籍由个人的文革经历与命运浮沉呈现了极富象征与寓言性的人性与历史内涵。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中的知识分子书写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书写了特殊年代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老一辈学人由昔日启蒙大众的"精神导师"转而成为大众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激进政治运动瓦解了他们曾经建构人生自信的基础。青年一代在建国后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成长,其知识背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对"十七年教育黑线"的批判动摇了他们曾经的理想信念。工农兵学员虽然肩负着"上、管、改"的政治使命,但在前辈知识分子面前,既普遍缺乏知识自信,又盲目充满"革命"乐观,表现出身份错位的矛盾与焦虑。

闵安琪《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

从启蒙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美华作家闵安琪《红杜鹃》中的"文革"书写是作家在西方语境下,从叙事者的主体性、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和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等方面用普遍人性和民主自由等"现代性"普适价值观反观"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种隐蔽和深层的自我东方化书写。首先,作家通过叙事者的选择和抗争凸显其主体意识和工具理性精神;其次,作家通过"蚊帐"和"芦苇荡"等幽闭意象折射出行政系统对私人领域的殖民;最后,作家遵循"受苦——抗争——救赎"的叙事范式,肯定理性和自由的价值,有着主题性、连惯性、统一性,是一种关于人性解放的"现代性"元叙事。《红杜鹃》通过"文革"书写所探讨的自由和人性等主题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适主题。

电影《决裂》——文革后期被勾兑的“政治贺岁片”

建国60周年来,中国电影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中国电影史60年的历史画卷里浓缩了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斗争史。在众多引发争议的影片中,作为1976年的"政治贺岁片"(元月一日在全国上映),电影《决裂》是一部特别值得分析和回味的影片。美国具有冷战思维的电影史家汤普森和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来讲叙这部电影,把《决裂》定位成"一部关于一所所谓农业大学的极具戏剧性的影片,极好地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1]更奇怪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最近不时地有人拿这部影片中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来诟病当前几乎要走入死胡同的教育乱象。在人们提出现代化大学要追求"大楼、大师、大气"之时,有人用影片中的台词"看一个学校的好坏,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来寻求一种对旧有理想主义的追思。看好这部影片的人还不在少数。因为在《决裂》中不断被否定和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的一系列恶果,如工农子弟上不起大学、学非所用以及学生的价值观坍塌等似乎在当前都成了活生生的实例。因此,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在共大的劳动生活,又亲眼目睹了3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电影发展的过来人,笔者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尤为独特。

被遮蔽的“文革”叙事——从《玫瑰门》评论小史谈起

《玫瑰门》是铁凝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重要作品 ,但从《玫瑰门》的评论小史可以看到 ,80年代后半期以来 ,评论界对“文革”主题的忽略与遮蔽是普遍的。其中对抽象人性的偏爱 ,导致评论界对铁凝等一些小说家揭开“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 ,与人性固有之丑陋的合谋真相这一努力 ,大多视而不见。这一情形与 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当代文学观密不可分 ,也与“瞻前”而非“顾后”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