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kie跟踪中的隐私权保护——美国经验与中国选择

Cookie跟踪侵犯用户隐私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双击诉讼"(Double Click Inc.Privacy Litig.)为代表的美国经验表明,否认Cookie跟踪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成立,在主观要件、损害后果等裁判理由的背后,是隐私权保护让位于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侵权法理念与价值选择。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与司法现状之下,Cookie跟踪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成立亦面临制度困境。但网络隐私安全的情感需求日益强烈、技术进步逐渐抵消互联网商业成本的发展趋势表明,应明确网络服务商对用户隐私的注意义务,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的框架下重新解释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应社会发展,隐私权的内涵也由此获得了丰富和扩展。

政府信息公开与反公开的冲突及其消解

政府信息公开的本质就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然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概念、范围界定不明确,信息的价值属性,知情权与保密义务的矛盾等原因,使得政府信息公开与反公开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我们要适用人权保护、利益衡量、权利可克减、程序正当等原则;准确界定豁免公开的范围,建立信息安全、准确保障制度,完善信息豁免公开程序以及构建反公开诉讼机制,以合理有效地消解公开与反公开的冲突。

裁判文书公开时诉讼参与人信息的处理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裁判文书中,有关诉讼参与人的信息公开因地而异、因案不同,毫无章法。作为诉讼主角的当事人,其信息是否公开应以信息本身和案件裁判之间的关联度为首要考量准则,关联度越大,其公开透明度就理应越高,如果缺乏关联性,那应该全部隐去而不必公开。当事人的姓名必须真实公开,它是现代司法公开的基本要求,此等公开并不构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信息,常常与裁判结果毫无关联,对其个人信息坚持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以免泄露其个人信息,以充分保护其隐私权。

我国刑事被追诉者姓名隐私权之探讨

各国立法对公布成年被追诉者的姓名多采取回避与默认,甚至是明示态度。限制或禁止公布被追诉者姓名的规范多为效力层次较低的行业准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是否应当报道被追诉者姓名"的规范存在更大的完善空间,目前对姓名是否纳入隐私的问题尚存在争议。事实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姓名是否在任何时候都不属于公共信息。而且,哪些情况下应当将其列入隐私权范畴,需要一一加以判定。我国立法及司法实务界提供给被追诉者私人信息的保障与救济渠道还不够,有必要构筑以行业规制为基础,民法救济为纽带,以刑法救济为保障的姓名隐私权保护体系。

敏感个人信息单独同意条款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规定单独同意规则,该条款的设置于学界引起较大争议,源于法律规范倾向于框架性规定,对同意、隐私政策等重要概念与性质界定不明、法律后果规定模糊。实证分析发现该条款的适用很难达到立法目标。为维护法律之稳定性与破解适用困局,法官应运用裁量权主动释法以维护个案的实质正义;司法机关应适时出台司法解释界定同意、隐私政策的概念与性质、强化类案检索制度实现法律后果统一、扩大公益诉讼范围以补强个人信息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为全面建设消费者友好型社会,建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4月23日审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建议扩大后悔权适用范围,延长权利行使期间。要将提起公益诉讼的消费者组织扩大到地市级消费者组织。要对惩罚性赔偿采取"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态度,大幅提升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建议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各类商品或服务。建议细化格式合同立法规制,建立监管部门对格式合同的行政审查和纠偏机制,引入公众听证程序。

反信息公开诉讼规则探析——兼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相关规定

反信息公开诉讼,从信息公开制度衍生而来,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信息公开诉讼。界定反信息公开诉讼,明确其制度依据,探析其举证责任、审理方式、判决方式等诉讼规则,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乃至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