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钱注杜诗》整理刍议

《钱注杜诗》一向被认为是清代“集大成”杜诗注的源头与最具原创性的注本。比对宋注与钱注,发现钱注承袭宋注的内容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观点原创性上超出宋注的内容不多;受文献搜集的限制,钱注未能全面掌握宋注,且对宋注颇多误解。在钱注并无整体原创性的前提下,其他直接或间接遵从钱注的清人代表注本(如仇、浦、杨等)对宋注的承袭问题也将逐次呈现。所以,杜诗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

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文”吗?——兼论“辞”的文体特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高中《语文》课本定为“文”,而当代研究著作及诗文选本中,或被归为“诗”,或被归为“文”,使得《归去来兮辞》文体归属成了疑难问题。经考察,《归去来兮辞》在宋前被归于“辞”或“诗”无异议,宋代开始有人将其视作“文”。“辞”作为文体概念时有两重含义,其一指“楚辞体”的诗,与“骚”实为一体异名,这一文体常与“赋”发生混淆。较之于“赋”,在文体形式上“辞”在句中或句末多带有“兮”字或其他语气助词;在文体属性上“辞”更多的是直接自我抒情,与“赋”以铺陈体物为主有别;文体写作上“辞”的感情流动是作品内部生发的,即所谓“潜气内转”,“赋”则多靠使用关联词连接意脉。其二指歌词,这一文体概念后来被“词”包含。《归去来兮辞》完全符合“辞”的文体特点,本质属性是诗,在当下文体分类中应该归于诗而非文。

基于全国名老中医徐福松教授“内肾外肾”理论浅析男性生殖

全国名老中医徐福松教授立足中医传统学说,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创立“内肾外肾”理论,强调内肾、外肾同治,对认识男性不育症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诊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徐福松教授相关学术思想和经验进行整理归纳,浅析其在男性生殖领域的理念,以飨同道。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出《庄》 近《骚》 效汉——祝尧《古赋辨体》对李白赋的解读

祝尧《古赋辨体》将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五体,提出“祖骚宗汉”“赋兼六义”等赋学理论,成为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赋学研究理论巨著。《古赋辨体》对李白赋极为关注,谓李白赋有三个鲜明特色,即出于《庄》,近于《骚》,仿于汉,终为“六朝赋尔”。细究李白诸赋,其篇章句法、语词、名物等方面确有上述三者之迹,亦有六朝赋骈对之风,但李白更多地是对《庄》《骚》和汉赋三者的破创而自得一体,具体而言,其赋作融《庄》《骚》之哲韵,效汉魏之体式,既非骚体,亦非汉赋,更不在唐代律赋或六朝骈文之列。总而言之,祝尧《古赋辨体》对李白赋的解读,中肯处颇多,不足处亦不少,然无论是得是失,对于后世之人欣赏和研究李白赋作,其参考和借鉴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杖藜”事象的形成与书写——宋代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杖藜”成为诗歌用语,始于唐代,杜甫是其主要的使用者。经过杜甫诗歌的反复书写,“杖藜”具有了诗歌事象的功能,杜诗也为“杖藜”事象提供了基本的情境内涵。“杖藜”事象的凝定,则要经历宋人接受杜诗的过程才能完成,宋人诗歌中的“杖藜”事象承自杜诗,但又通过持续的书写沉淀下新的诗歌意蕴,构建出更具宋诗风貌的诗意世界。

谢灵运赋引《诗》——兼论南朝赋引《诗》之嬗变

谢灵运赋作引用先秦典籍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引用《诗》达48次之多,展现出晋宋之际赋家以《诗》代言、引《诗》取辞的一面。其赋引《诗》突破了先秦引《诗》说理、汉赋引《诗》的政治传统,注重《诗》的史学、文学价值。谢赋引《诗》取辞追求陌生化、独创性的表达,开南朝求新求奇风气之先河;引《诗》与引其他家经典并置而观,体现了从尊儒经转变为尊多家经典的观念变化;引《诗》事不取实指而取普遍意义,有时甚至为了贴合文本语境,赋家会消解部分诗义。这一系列行为都体现了南朝文人引《诗》“尊经”与“通变”的新变化。

《葛覃》的主旨与“归宁”的本义

正确解读“师者”“葛”“归宁”的含义是理解《诗经·周南·葛覃》主旨的关键。由“师者”可以推断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女子,“葛施中谷”“黄鸟集木”只是兴起嫁娶之义。“葛”在《诗经》时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制葛成衣”是女子出嫁前的必修课,属于妇功的范畴。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的《诗经》时代,已出嫁的贵族女子回家省亲不合礼法,“归宁父母”应当被解为“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赋画双璧:宋玉《神女赋》和谢稚柳《高唐神女图》

宋玉《神女赋》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妖艳绝伦、光彩照人。1943年著名画家谢稚柳依据宋玉《神女赋》绘制的《高唐神女图》,直接取法于唐宋人物画尤其是敦煌飞天壁画,线条健劲生动,笔性圆厚浑融,所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雍容华贵,格调高古,充分体现了谢稚柳高超的人物画造型能力。虽然宋玉的《神女赋》和谢稚柳的《高唐神女图》表现对象相同,但是宋赋是文学艺术、语言艺术,谢画是绘画艺术、色彩艺术,二者各呈异彩,俱臻绝妙,语图互文,交相辉映,堪称“赋画双璧”。

南宋《大全赋会》所收同题律赋用韵考论

《大全赋会》是一部南宋律赋集,其中收录了很多相同题目的律赋。通过对其用韵状况的分析,可以深化对同题律赋的认识。人们往往主观认为,同题律赋应该出自同一场考试,限韵也应该是相同的。《大全赋会》所收同题律赋则表明,同题并不一定同韵,也不一定出自同一场考试。在同题同韵的情况下,具体用韵次序也不一定相同,这与“官韵八字平侧不相间”有关。在“官韵八字平侧不相间”时,举子一般要自行调整用韵次序,使律赋整体遵循“平仄平仄平仄平仄”的用韵模式。与北宋律赋相比,自行调整用韵次序的情况在南宋律赋中明显增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南宋律赋的新变因素。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汪榕培《诗经》英译中的“赋比兴”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了叶嘉莹的心物论作为研究方法,将“心”理解为作者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方式,将“物”理解为原文中的环境、背景等客观要素,以分析汪榕培的《诗经》翻译。通过主客观的统一,探讨汪榕培译本的准确性、贴近度、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于汪榕培的《诗经》翻译以及《诗经》研究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在传统诗学中,作为“诗之法”的“赋比兴”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表现方法,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且具有特殊性的诗学理念。汪榕培的译本很好地把握住了英文诗歌的结构和节奏,使得原文中庞杂的画面变得整洁和有条理,这是其译诗的难能可贵的优点。

北宋富弼在青州安置救济黄河流民的救灾创新

通过梳理分析北宋富弼在任青州知州期间救济安置黄河流民的现存公牍文字和相关史料,分析其成功救灾的原因,研究其对北宋传统救灾模式的改革创新,为中国古代救荒史研究和当代救灾工作提供参考。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与南宋庆元火灾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