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成因与治理

结合以往实证研究的经验证据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重复博弈模型,剖析了地方官员实施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政绩激励和经济激励,解释了地区性行政垄断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及其治理办法。发现地区性行政垄断的主要成因为:①地区性行政垄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方官员的政绩;②它还可以为地方官员带来地下经济收益,从而获取工资以外的经济激励;③地方官员有限任期制是导致我国地区性行政垄断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模型结果表明,改进以经济增长、财税收入等经济指标为主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大对地区性行政垄断行为的惩处力度,可以有效抑制地区性行政垄断,但却不能根治这一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体制是地方官员有限任期,中央政府无论如何都保证不了地方官员不实施地区性行政垄断,因此,地方官员有限任期制下的中央政府实现不了根治地区性行政垄断的目标。要根治地区性行政垄断,体制改革是关键。

中国发展体育经济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分析

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国民经济决定体育等一切社会活动,体育等社会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国民经济。随着时代进步和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体育的经济地位不断攀升,经济与体育相互依存、同步发展、共荣共衰等先天联系日益凸显,发展体育经济刻不容缓。对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快速和大力发展“体育经济”的观点和看法,供学术界和理论界同仁参考、指正。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社会再生产不平衡的实证研究——兼论国内大循环的构建

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推导,可知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成立与否取决于第Ⅰ部类的积累率,长期平衡的基本特征是两大部类增长率相等。根据中国31个省份5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各省两大部类历年的关键指标,可展开两方面的实证研究:一是考察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和长期平衡情况;二是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探讨中国社会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实现和长期不平衡的修正。结果发现:第一,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存在着积累不足的问题,而西部地区则出现了积累过度的问题,表明中国社会再生产平衡条件未得到满足;第二,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第Ⅱ部类增长率均小于第Ⅰ部类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再生产在长期内也是不平衡的。第三,无论是平衡条件的实现,还是长期不平衡的修正,提高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而且,修正社会再生产不平衡与构建国内大循环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

本文围绕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现代增长理论的缺失问题和增长阶段转变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政策选择。现代增长理论忽略需求因素的制约,对经济现实缺乏解释力和应用性,面临实践过程日益突出的挑战。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长期增速大幅回落,主要是受到内需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速下行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扩张拉动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长期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内需增速的变化,影响需求长期增速的因素既有供给结构问题也有需求结构问题,长期增长政策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经济”译名钩沉及相关概念之厘正

一百年前,作为与英文"economy"(economics)相对应的汉语词"经济"("经济学")概念的确立,经历了几十年的求索。除"经济学"、"富国策"等概念外,"富强"、"世务学"、"理财学"、"兴利"、"养民策"等概念.亦可视为19世纪中国的洋务、自强等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经济"译词,至少是时人对"economy"的某种理解。西方经济学家在19世纪下半叶为"经济学"寻找学科名称的时候,同样走过艰难的寻求之路,并就学科名称提出过各具特色的设想。因此,不少19世纪的汉语表述可能是当时西方的一些经济概念的移译.其历史语义折射出清季不少维新人士"富强"救国的经济观,这种观点是能够成立的。对西方"经济"概念的起源及其"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中国学术界至今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在西方元典中追本溯源,进一步阐释"economics"概念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学术界对西方经济概念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依然存在厘正的必要;例如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经济学"概念,至今存在误译和"以讹传讹"的现象。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贫困治理将迎来历史阶段性转轨,扶贫开发的重心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的多维性与动态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将导致治理思路在价值内涵、衡量标准、瞄准对象、战略目标、路径策略等方面产生重大变革。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转型机制、动力机制、衔接机制、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关键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既是我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性转轨的现实需求,又是切实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