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问》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学思想研究

[研究目的]《管子·问》是一篇古代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奇文,其中试图展开的调查大多是立足于国家安全而展开,堪称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学的专论,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提升历史认知和现实思考。[研究方法]对《管子·问》的主体内容进行条分缕析,从立足于准备军事斗争追求霸王之业,侧重于国内形势关注战时经济和人员储备情况,着眼于提高反情报意识防范外敌渗透三个方面,剖析解读其中包含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思想,同时结合“大争之世”的时代背景,提出关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调查方法和历史断想,指出其对于构建国家安全学科的重要意义。[研究结论]《管子·问》重视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也由此建立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古代工作范式,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构建及情报史研究而言,都具有特殊价值。其中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情报学建设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论述,突出强调了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有关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

《管子》的德法并重思想:一个比较的视角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及管子学派根据当时礼坏乐崩、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社会实情,提出了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管子》认为德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既包括礼、义、廉、耻、仁等众多道德范畴,又具有道德、品行、施惠于民等具体含义。《管子》对德、法两者关系的处理,既不像儒家那样重德轻法,也不像法家那样重法轻德,而是提出了德、法并重的思想。它既吸收了儒、法两家治世的长处,又克服了两家的短处,因此才有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

《管子》的德育思想研究

《管子》的德育思想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道德哲学思想;(2)德育的作用与目的;(3)德育的内容与过程;(4)德育的方法与评价。作者试图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管子》的德育思想。

《管子》忠思想研究

忠,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忠"思想发展史上,《管子》的贡献就在于对前人"忠"思想做了批判总结,并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对"忠"做了新的界定,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思想在这里开始出现围绕"君"之事进行定向思考的倾向,从而为未来"忠=忠君"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管子》天论浅析

《管子》“天”的含义有至上神、自然神以及运行变化有自身规律的自然之天。基于这种认识,天人关系表现为一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天人感应”;二是人效法、顺从“天道”,利用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宰自然,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它在先秦的天论思想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管子》孝论:中国孝文化的理论起源

《管子》中关于"孝"的阐述,内容十分丰富,富有理论色彩。中国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在《管子》中上升为孝的理论。《管子》孝论主要有三大系统,包含"血缘""师承""君臣"等组成部分。三大系统是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理论体系,含有许多精辟的理论术语。《管子》孝论直接来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的"仁政""四维""宗法"等精深博大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管子》孝论问世,成为引导中国孝文化持续发展的引擎,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孝文化的社会实践,并在孝文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演进。

基于Python的长文本比较研究——以《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比较为例

文本比较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在语言分析、比较研究乃至学术诚信等方面有着广泛应用。文章以中国古代具有重要经济学价值的《管子》和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重要著作《国富论》作为比较范本,借助Python语言及相关模块,以较高的效率和精度实现了长文本比较。研究发现,通过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语言及技术,能实现对经济学长文本比较研究,这一方法在未来还可以探索应用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

清源正本:解析晁错《论贵粟疏》对《管子》的接受与承袭

晁错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论贵粟疏》是晁错在公元前168年向汉文帝上奏的一封书信,反映了他重农贵粟的政治主张。通过笺释解析发现,此文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均来自《管子》一书,体现了晁错对管子的接受与承袭,也可以看出法家学派的一脉相承以及管子在汉代产生的巨大影响。

超时空的对话——简析梁启超作《管子传》的缘由

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章。管子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发挥着重大作用。1909年,清政府和立宪派忙于"预备立宪,维新国政",著名学者梁启超把目光投向管子,为管子重新作传。梁启超从史学家的责任和精神出发.认为管子在先秦时就已经初步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从而将管子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置于近代民族危亡的环境下进行解读。

“和”之精神在《管子》乐论中的具体体现

《管子》是我国齐文化一部重要著述。21世纪是追求"和"之精神的时代,重新审视《管子》乐论,从《地员》、《宙合》、《幼宫》三篇有关乐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和"之精神的存在。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鹗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贵州安顺“镇关紫”限制开发区的生态功能定位及经济发展路径

限制开发区是基于一定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特色、资源禀赋、开发承载能力、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宏观层面规划的国土开发功能区,又分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区。结合"镇关紫"限制开发区的区情,对其生态功能的定位进行了探讨,在生态和经济互利双赢的前提下,分析了以建设生态经济系统为经济开发目标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

论《管子》的富民思想

《管子》的富民思想是齐国强盛的主要思想根源。它以对人性的认识作为哲学基础,以对民众巨大力量的认识为现实考虑,在实践层面具体演化为行之有效的富民治国方略。《管子》的富民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不仅对秦汉及后世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管子》的生态思想探析

《管子》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它叙述了植物与海拔、水等生态因子的关系,叙述了各种不同土壤与动植物以及人们健康的关系等;在对待自然资源方面,它要求辩证地遵循自然规律,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通过适度索取和"以时禁发"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这些对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不无裨益的。

论鹖冠子的军事思想

鹖冠子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天下不能尽快统一,是因为一些大国的国君愚昧骄奢,重用谋臣,以致兵诎辞穷、蹙国丧师。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加快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他特别重视军事,认为军事攸关国家的安危存亡,主张平常多训练军队,以防患未然,劝戒君主不要宠用谋臣,同时,君臣应遵循、完善先王法制,克尽其职。他继承了先秦兵家思想,应受到兵形势家的影响。

《管子》与《黄帝内经》

以《管子》为主,从精气说、智慧修心说、心君说三方面探讨了中国哲学对建立中医理论体系的作用,指出了中医学的自然哲学特征和今后应走的发展道路。

论管仲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的层次结构

管仲学派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为根据和调节机制的有机系统,认为天地人遵循着共同的基本生存法则,由此阐述了以"人与天调"、"天人相因"为基础的生态存在论。《管子》一书以"道为物要"的价值观为总依据,把自然现象道德化,根据人类道德与自然万物的内在依存关系,提出"德润万物"的生态伦理命题;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属性与人的能力品质的一致性,主张入世行为要遵循以"人与天调"、"德润万物"、"时之处事"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并提出了取用有度的生态伦理规范,即合理利用,开发有度;依时禁放,顺天应人;宽猛并济,令行禁止;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管仲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紧密结合的,直接服务于治国安邦、发展经济和满足民众需求,它开创了中国生态伦理思想史的先河。

《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及其启示

基于"王道"经济观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等一系列主张,《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是,适时实施轻重策略,以我粮食储备充足、战争准备"盖天下"对敌粮食缺乏以至发生粮荒、战争供给严重不足,克敌制胜。这是重视人类国家安全经济观行为分析和运用的较早记录。

《管子》农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子》是管仲学派的著作集,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包含大量独具特色的农学思想:以农为基础、农工商并举的农业经营思想;摸清国家土地家底,实行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实行因时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思想;加强田间管理,充分利用劳动生产工具,勤于耕耘,深耕除草,适度灌溉、实行轮栽制度的田间耕作思想;善待自然,防止各种农业灾害的农业哲学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对我国正确处理农工商的关系,合理解决"三农"问题;确保生态农业建设;正确认识国家土地形势,搞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