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述略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史志目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历来不乏研究者。本文试对历代《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对有关代表性研究论著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寻绎历代《汉志》研究的发展趋势,推动学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

与汉代经学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对应,《汉书.艺文志》建立了严密的"载道"体系,"六艺"对其他各略具有规范意义,"诗赋"略的划分使"文学"的类别属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划归于"载道"体系当中,使"文"与"经"(道)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奠定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

论韩愈“以文为诗”对后世“以文为词”之影响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等,其目的是对抗诗歌格律所表现出的程式化而采取的一种诗体革新手段。诗词虽属不同文体,后来之辛弃疾、陈维崧等人的"以文为词"就是受到了"以文为诗"的启发,将散文之字法、句法、议论、叙事、文气等引入词体创作之中。这样不仅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提高了词体的地位。

《汉书艺文志举例》与《汉志艺文略》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孙德谦的重要著述,关于其成书,向无论述,《汉志艺文略》一文所论与《汉书艺文志举例》相仿,经详细比对发现《汉志艺文略》乃是《汉书艺文志举例》的最初之稿。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文选》不录赵壹《刺世疾邪赋》探研

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代表着东汉的党人精神,对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萧统《文选》不录此赋,有着诸多因素。赵壹性格特立独行,此赋对于东汉晚期的社会现状所进行的抨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而在赋的体制与语言上也开创了新的狂诞模式,因此,主张文章以中和为美的萧统编选《文选》时,摈弃此赋,有着综合的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与我们今天从西方输入的文体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时尤其需要注意到的。

《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及其在中国城乡规划设计史上的意义

《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是中国城乡规划设计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汉书·艺文志》所载形法类相地书涉及不同的地理尺度,但是都具有"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的共同特征,推测其实质内涵是不同尺度的地形地势都蕴含"井字"或"九宫"的空间格局。推测《汉书·艺文志》所载《宫宅地形》是关于方位制度之书,探讨宫宅地形的高下向背特征及其相应的吉凶含义,在当时的知识分类中,"数术"中的"形法"是构成城乡规划设计知识的重要方面。随着后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形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嬗变,城乡规划知识传统经历了重构的过程。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会通与实学视野下的《通志·艺文略》小说分类

在会通与实学思想指引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的小说分类实践中通观小说源流,准确把握小说"丛残"与"小道"两大特征,清理了充满虚构的志怪作品,使小说分类回归原初的子部传统。从这一角度出发,或许可以解释郑樵小说观念与小说分类实践自相矛盾的深层原因。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两汉移文行文关系、内容与文体特征探微

在继承先秦移文的基础上，两汉移文出现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首先，上行移文出现，且创作主体多为朝廷反叛之人，下行文的创作数量明显增多，平行文创作急剧减少。其次，内容与功能逐渐丰赡，增加了勉励嘉奖类移文。最后，文章体式日趋成熟且结构较为完整，个别篇体或某类篇体出现了较为固定的写作程式，以“移”为题的移文创作数量逐渐增加。这些变化与政治社会变革下迫切的社会需要、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时人文体创作意识及文化水平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汉文皇汉医界》杂志创办沿革与稿件来源考

《汉文皇汉医界》杂志创刊于1928年11月,存续期间3次更名,依次为1930年7月更名为《台湾皇汉医界》、1933年3月更名为《台湾皇汉医报》、1935年4月更名为《东西医药报》,至1937年11月停刊,共发行108号。杂志的稿件来源有摘录中国大陆中医药期刊文章、作者直接投稿、编辑部自行组稿3种方式。

陈泽东医著两种研究

陈泽东为20世纪最初40年天津市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传授岐黄学术办学授业,他一直谆谆教导学员努力研习中医经典,本人更是倾其心血整理、加注并出版了一系列经典医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陈泽东两部医著《国医伤寒课义》《温病讲义》进行研究,指明陈泽东结合教学需要阐释伤寒,深入浅出,重构体系且经注分明;论温病审证求因,堪透病源,治疗温病师法前贤又不囿于旧说,处方用药重视调理脾胃且用药轻灵。

社会各界重视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

许多专家、领导对我国内镜与微创医学达发展予以殷切的期待和支持,不仅参会致辞,而且为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题词。

《汉书·艺文志》研究三札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等并无"蒙省"的著录方式,《易》类是以类别划分的形式进行著录的,每一个类别都以标志性的书籍或书籍体裁为类名,并围绕着这一类名著录相关的书籍;《春秋》类著录的《太史公》4篇与《太史公》130篇中的相应之篇有重复,这4篇的著录不是"别裁",而是刘向误著录于《春秋》类中的,然后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之《春秋》类中;《诗赋略》杂赋类著录的《客主赋》的题名脱一"杂"字,歌诗类著录的《河南周歌声曲折》的题名则脱一"诗"字。

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扁鹊”内容考辨

扁鹊是著录于传世文献中的著名医家,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文之后,对其所作考辨历代频出,然争议至今不绝。不难发现:先秦两汉之时"扁鹊"已广泛进入大众传播视域,成为口谈、笔录的重要对象;传世文献中,扁鹊形象多见于子部书,且相关故事均为寓言;世人多以扁鹊设譬作比,借此阐述个人观点。由《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名命名方式出发,可证"扁鹊"实为上古神医之名。有关扁鹊之医书则多为伪托之作,鉴于文献的缺乏,其内容、传播不可确考。司马迁《扁鹊列传》当为扁鹊形象集大成之作,然囿于文献本身的复杂面貌、当时文史不分的史学风尚,以及史迁撰史原则、个人趣味、审美取向,《扁鹊列传》呈现出了内在的矛盾与龃龉、书写上的困境与序列上的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