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舆图与经验反思: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跨文化扩散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近乎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电影。这一时期,中国香港电影在亚洲与欧美等地区的传播上均有突破,以“邵氏”“嘉禾”“新艺城”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在既有传播格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扩充,通过卖埠、合拍或参展等多种形式完成传播或行销任务,并以明星制与类型片成功实现了市场的巩固与拓展,涌现出如成龙、周润发、杨紫琼等世界级影星,亦创造出动作片、黑帮片、神怪片等颇具“港味”的电影类型。同时,中国香港电影自身强烈的大众属性、高效专业的录像带化以及影展影评的褒奖推介,共同促成了其海外影迷群体及迷影文化的生成,也建构起中国香港电影在各区域内部的传播结构与体系,不仅形成广泛的观影热潮,还体现出各区域电影对其经典段落的模仿或引用。此外,通过对中国香港电影跨文化传播进行总结与反思,应当肯定的是其在该时期获得的一系列足资借鉴的成果,即以浓郁的本土文化为支撑,通过多元电影类型的创新来避免路径依赖与市场疲劳;但亦应指出,未来的中国香港电影不宜为迎合外部市场而牺牲自我风格与技巧,而应当充分重视长期以来积累的制作传统,并在结合外部电影之优长的同时,灵活发扬自身制片优势,寻找与自身电影工业体系相匹配的生产模式。

徐旭旦与“南洪北孔”部分作品的所有权问题

徐旭旦《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卷四中的《开元遗事》组诗10首,与洪昇《长生殿》中部分场次的下场诗是相同的作品。根据《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和《长生殿》的问世年代,以及这10首诗与其各自所属《长生殿》中每一出的剧情珠联璧合、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肯定徐旭旦这一组诗抄自《长生殿》。徐旭旦与洪昇、孔尚任各自的文字因缘相似,由此可证徐旭旦的《〈桃花扇〉题辞》、套曲《冬闺寄情》《旧院有感》分别抄袭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之《小引》以及《寄扇》《余韵》出套曲。徐旭旦与“南洪北孔”部分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最终得以澄清。

中国香港保利春拍设色绢本工笔红楼画《晴雯撕扇》考辨

2016年4月3-5日中国香港的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一幅名为《暗香》的设色绢本工笔画被鉴定为“晚明春宫图”。然而,结合明清衣冠制度、清初画像史“行乐图”造像审美倾向进行深细讨论,发现此图的时代或非晚明,而是清代;此图内容也恐非春宫图,而是传世巨著《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晴雯撕扇》。这幅《晴雯撕扇》体现了对文本、《红楼梦》的熟稔,画技上在“数理”的层面吸收西方透视方法,又引入中国传统笔法以补西法之缺失。它作为一幅较为罕见的融会中西技法、富含文化底蕴的红楼绘画,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超过普通晚明春宫图的文物价值。

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

该文认为《洪范传》古度和夏侯灶墓圆盘古度是古距度系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古距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古历、秦历、《五星占》的行星观测使用的都是古距度，它的距星与传统距度的距星有巨大差别，提出只有在搞清古代天象观测使用何种距度和距星坐标的前提下，才能正确计算其观测年代的论点。揭示了古距度坐标系统在天文学史、历史年代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荒草没残碑,百年有余情——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萧红的《呼兰河传》批判了呼兰河城一些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落后的民俗传承、愚昧的习惯势力、泯灭的生命意识;同时赞美了小城人民卑微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充满了对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怀念。小说实则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本身的故事,对普通人痛苦的极度敏感和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挚烈关注使萧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激情去询问他们生命的价值和属于他们的幸福,小城人民的生与死,他们原本暗淡无光、微不足道的一生,在萧红的关注下焕发出奇异的艺术光彩。《呼兰河传》是诗化小说的精品,具有空间小说的结构,以及浓厚的散文意味和自叙化的抒情特点,感觉化、超常规的语言,传神细腻、力透纸背。

《醒世姻缘传》正反疑问句研究

本文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对《醒世姻缘传》中的各种正反疑问句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并结合近代汉语史上各种正反疑问句形式的兴衰,探求了明清之季“VP不曾”以及“VP没(有)”这两种正反疑问句内在更替的原因。

论《洪范》之五事

《洪范》五事的内容不应晚于商代。它是我国上古时期有关人类自身体能智能的系统认识,是当时神学外衣下的具有理性意义的人类认识。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五行灾异”之辩与图、数化——宋代《洪范》诠释特点述论

宋代是《洪范》诠释的全盛时期,见于著录的单篇诠释文献有38部,另有《尚书》(含《洪范》)诠释文献70余部。从内容及其诠释特点来看,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反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的著作;二是固守汉儒"五行灾异"说的著作;三是怀疑《洪范》,妄改经文的著作;四是把《洪范》图、数化的著作。"五行灾异"之辩及图、数化是这一时期《洪范》诠释的主要特点。

《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

本文认为 ,夏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专家治国时代。专家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先民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生存艰难 ,所以专家政治的要义在于如何带领人们认识自然 ,向自然学习 ,以取得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洪范》就是专家时代治国方略的大纲和总结 。

广东雷州“红毛番岭”地名考

以地名为据来考察地方区域文化是基于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理念:地名之来源往往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环境,人们对所在区域的认知与命名自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地名自然必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从人类学视野的角度,将雷州半岛某处地名作为考察对象,有助于认识本区域某段历史。"红毛番岭"地名考察表明,明清时期雷州半岛曾与欧洲发生通航往来的历史,反映在地方文化上,区域内存在多处带有欧洲色彩的地名。"番"字地名特征深刻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交往特征。

清华简《五纪》与《尚书·洪范》关系考述

《尚书·洪范》与清华简《五纪》在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上都极其相似,是具有传承关系的同质文献,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五纪”所指不完全相同;《尚书·洪范》中基于隐喻的“庶征”系统发展为《五纪》中基于“征验”的天地人神系统;《五纪》的叙事特征远比《尚书·洪范》显著,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为故事以证其义”的文体风格。

试论李鸿章的用人理念

李鸿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用其所长,略其所短,受到众多人才的衷心拥护,形成了可观的凝聚力,使他能够镇压太平军、捻军,组建海军,办理晚清一系列新政,官至大学士。但是,他因为爱护人才,又常常连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予以包庇,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久而久之,使所部纪律荡然无存,终于导致了失败,又使他自食其严重后果。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取向的影响

红细胞流变特性的研究已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心脑血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更是引人关注。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能力虽然仍处在基础理论研究阶段,但已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论文报道了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激光衍射技术研究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和变形的影响。结果发现:伴刀豆素A与红细胞膜带3蛋白表面的糖链结合后会引起红细胞变形指数(DI)和取向指数(OI)的改变,并且OI指数反应更加强烈。该现象对临床诊断和治疗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