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道术:黄老生命哲学的思想渊源

黄老生命哲学的渊源可谓纷繁复杂,其最初源头要追溯到前诸子时期的三代文化,其中“敬德”思想的确立及其相关概念的演变,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生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子》是黄老道家生命哲学的最直接源头,为黄老生命哲学的本原论、人性论、价值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从老子哲学走向黄老之学的过程中,范蠡对道家哲学的创造性阐释至关重要,黄老生命哲学的阴阳气化论、“因人情”的人性论、刚柔相济的人生观等内容都离不开范蠡哲学的深远影响。黄帝神话传说中已经具备了比较朴素且明晰的生命哲学意识。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重诠——基于黄老学自然法的视角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一句及其相似说法见于多篇黄老文献,一般观点基于德刑关系解读其含义,这种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语境从而限制了深入分析的可能。但在天道语境中,从自然法理论的视角切入,聚焦于时间秩序重诠该句,则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明”与“微”是天道的修饰语,分别代表了天道呈现的两种形态。而天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多层面的复杂含义,在其阐释中引入自然法观念,可以使“法”显题化,凸显其法度和秩序义,进而明确“明”与“微”的具体所指。“明”指天道的客观法度,通过时序的先后关系呈现为确定而必然的时间秩序。“微”指天道的变动节度,通过时机的对立关系呈现为变动而适当的时间秩序。明法与时序、微道与时机共同构成黄老学自然法的两个互补面向。这一新诠释不仅丰富与深化了对黄老学天道观的理解,而且发掘并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法理论,为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论韩非子与老子、黄老之关系——以人性论为线索

韩非子尽管深受老子和黄老道家的影响,但从人性论角度看其思想与老子颇有不同,与黄老道家则有更多的相似。老子追求超越升华的精神境界,反对“人”成为任何他者的工具,但黄老道家和韩非子则力图直面战国时代的现实问题,主张以“因情而治”的方式加强对“人”的控制。老子以“道”的视角观察宇宙、俯瞰人类、审视人性,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权力异化有深刻的反思意识;韩非子及部分黄老道家则聚焦于在列国纷争中如何加强统治的现实问题。老子超越了时代,黄老和韩非子则顺应了时代。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明遗民黄景昉“旦气之学”解读

明遗民黄景昉从隆武朝致仕后,拒不仕清,隐居泉州故宅,以著述为业。其在《屏居十二课》中所倡导的“旦气之学”,注重节律操守,倡导清心寡念,勤俭节约,以培养浩然之气相砥砺;以清晨空气清新怡人、新鲜别致的特点,寓意人们立志宜早,积极追求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审美理想。清晨之朝气,也是昼夜交替的时间节点,黄景昉以此寓意实现理想志气应具有焚膏继晷、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旦气之学”的深刻内涵与遗民文人坚守节操、超脱凡俗的精神气质相呼应。黄景昉文如其人,其文章著述即是其人格品行的体现,其高尚的遗民品质为后代知识分子培养高洁的人格精神提供了典范。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管子》四篇心论的治道意蕴

《管子》四篇以治心为治身与应物的前提,从心自身、身心、心物三个层次探讨心与治道的关联,集中反映了稷下黄老道家的心灵学说和政治思维。就心自身而言,两重心说揭示出众人与圣人心灵状态的差异,意在说明圣人统治权能的依据。身心关系方面,心对身体诸感官弱的控制性和主导性,以独特的思路论证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治道理念。心物关系中,虚静之心处在道的地位,借助形名之术以统御万物,是治道在抽象策略层面的说明。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黄老道法思想的逻辑进路

黄老依“道”论“法”,既为道家的道治理想向现实世界的落实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也为法家的法治主张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支撑。其中的理论原则是,以“道法”推衍“治法”,由“治身”推论“治国”;其中的实践原则是,任“百姓”之“自为”而实现“执道者”之“无为”,由“因天”而“因人”。这种逻辑进路,既有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又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还关注具体的政治实践,对战国后期分别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儒法两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慎子学黄老“无为”治道析论

黄老“无为”学旨既富于思辨哲理,亦于为政治国方略上简约易操。综观《道德经》等道家著作以及《黄帝四经》《太一生水》等出土黄老文献,可以分疏“无为”而治的多层含义:因循论、道势论、名分论、法度论、倚术论、君心论。《慎子》被奉为道法转关之学,结合传世逸文及简帛《慎子曰恭俭》,可见慎子“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主法术势的学旨甚为显著,可以依循黄老“无为”分疏,对看似散佚的慎子学说予以印证重述。慎子的学说呈现出一套从“天道因则大”的因循之理、“龙蛇乘云雾”的道势之顺、“治国在定分”的名分之正、“任法而弗躬”的法度之制、“君仰成而已”的驭臣之术,最终归于“恭俭以立身”的清心之本。故而,慎子不只力倡君势,其学黄老“无为”而成为一种君主因循天道、正名任法倚术的治道理论。

简论老庄学说为当今生态文化建设提供的思想资源

老子与庄子的学说蕴涵着中国古代深刻的关于自然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华。试以今人之语论之,其中关于天地自然之存在、自然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一体存在观、万物均等观、生息循环观、藏养生发观、合理利用观、平素生活观、自然美学观等理念主张,可以为当今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学理参考。

论《吕氏春秋》的气学思想

《吕氏春秋》气学思想包含“精行四时”的“圜道说”,“本生”“适欲”“达郁”的精气涵养理论,以及“与元同气”、执一无为的政治主张三个方面,是对先秦道家气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吕氏春秋》同时把阴阳家关于四时之气的思想纳入黄老道家的“精气说”范畴,在继承《黄帝四经》《管子》四篇、《鹖冠子》等黄老道家养气以施无为之治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保证君主政令畅通的必要性。

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黄老道家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黄老学”与“黄老道家”的概念可以成立,这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思想现象,也是一种对于共同思想倾向的概括。《史记》所见“黄老”可以分为“清静无为”“君道至上”“黄老刑名”“黄老道德”“养生成仙”五类,探究这五类的性质,有助于上溯黄老思想的来源,下探黄老思想的去向。养生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底色,贯穿于黄老思想发生、发展乃至转变的所有时期,不能将“道法”融合视为判定黄老道家的唯一标准。在黄老道家中,托名“黄帝”的知识思想系统和老子思想系统是互补关系,不能将黄老学说仅仅视为老子思想的转化。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黄老道家,使之具有实操性和权威性。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

黄老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

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

贾谊继承了荀子之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荀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和荀子一样,贾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运用黄老道家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吸收百家之学,融会贯通。贾谊的很多学术特点既是对荀子之学的继承,同时也可归属于黄老之学的范围。贾谊的儒家思想因素往往被他纳入自己的黄老学系统,因此,他不能成为所谓"醇儒",同时,人们研究他的黄老之学也无法忽视其儒学中心和基础,这种思想类型和学术风格是从荀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贾谊的荀学师承使他的原本具有黄老学成分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向黄老之学靠拢,最终成为以进一步黄老化的荀学为主体的新型儒学。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