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被译介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独特而有趣的"《讲话》现象"——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东亚汉学研究的新收获

该文为"第八届中华名作家邀请国际文学论坛"暨"第二届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近些年来中韩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韩国召开的以"中华名作家邀请国际论坛"及"中韩文学交流"为主旨的国际学术论坛,针对中国当下文学中的热点现象、代表作品以及发展趋向等问题展开讨论,将中国文学置于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中进行审视,在世界文学视野中考察中华文化的本源、延展及新变,并在东亚汉学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定位当下的状态与特色,为中韩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7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是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社会国情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讲话》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至今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讲话》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观念,使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全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与模式。另外,在新的形势下《讲话》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点与现实反思。

延安文艺的“大众化”选择及其现代性悖论

延安文艺时期"唯一源泉论"的出台和"大众化"道路的选择,是特殊历史语境下文艺功能"合目的性"的典型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翻身想象"和大众化观念;但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想象来看,延安文艺时期的大众化选择,一方面为文艺的群众化、平民化获得了话语保障;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启蒙"话语力量的介入,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审美现代性追求难以为继。这一特殊时期对文学资源的选择和评估,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审美意识形态诉求与审美政治话语建构

毛泽东视文艺为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要素,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相联系,使文艺与意识形态延伸出的政治运动挂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明确的文艺美学政治诉求,呈现为审美政治话语的建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五四以来的审美政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以及苏联的革命文艺话语整合在一起,多层次的审美构建与独特的中国经验相结合,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审美文艺观呈现出一种复调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东北解放区文论——基于《文学战线》的阐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延安文化人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来到东北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文论建构与实践,使昨天的沦陷时期文论语境瞬间消解,以政治立论的一元理论格局形成,东北文论家自觉地将自身创作事业与政治合为一体,政治文化成为文论确证自身价值的关键性标尺。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在东北解放区的文艺批评领域。但东北文论家在诠释《讲话》过程中,又表现出某种独立的人格和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品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曹禺创作的转型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戏剧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曹禺创作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杰出的剧作,达到了创作的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曹禺积极进行思想和创作上的"转型",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作品。这些剧作虽然难以再创辉煌,但是却显示出曹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积极阐释与实践,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转型背后的复杂原因。

人民主体性:党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演进

人民作为创造主体、表现主体与接受主体是人民主体性的三个维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主体性思想贯穿始终。人民主体性是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主体性显示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向度。人民主体性思想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是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思想;而且这70年间,人民主体性思想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话语表征。

毛泽东的文艺观及其当代启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文艺观。《讲话》以文艺应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其中涉及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斗争与团结之间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研读《讲话》,对于积极应对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意蕴与当代价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现阶段,弘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励、文化自强。

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形式选择的关系问题再认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

革命文艺是由政党直接领导和支配的文学,它的真正主体是政党意志,而非各别的作家和自然形成的作家群体。革命文艺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的开始,是以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标志的。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文艺和文艺工作者被纳入革命斗争战线,这意味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取得了对革命文艺的绝对领导权和话语权。《讲话》通过论断性和指令性的表述,在根据地建立起了政党和文艺工作者的新型的权力关系。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形式选择的关系也在这个座谈会上得到明确的界定,它既是前此关于文学形式问题争议的总结,也是此后中国革命文学如何看待形式问题的指南。革命文艺的形式选择是革命文艺的本质功能的逻辑展开,它意味着认识形式问题需要摆脱传统文学观念中的艺术本体论,而应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