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内篇中的孔子形象探究庄子对孔子思想的补偏

孔子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对话对象之一。庄子深谙孔子的学说,知其潜藏的偏失,因此特借孔子之口阐发对其学说的思考。在《庄子》内篇中,孔子于《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三篇频繁出场,或为“师者”阐发入世发用之旨、或以“无言者”的姿态静默聆听、或自嘲“天之戮民”、或为游于方内的“向道者”……在庄孔对话中,庄子回应了孔子的学说,并指出:未“存诸己”便急于“存诸人”,执于发用而忽略了“无用之大用”,为“名”所累以至困于方内,过度重“情”导致内伤其身等。在庄子笔下,孔子的形象具有了多重阐释的空间,耐人寻味。

《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

《孔子家语》是战国后期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孔子言行录。它为人们在《论语》之外完整理解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提供了重要补充。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在保留孔子家世、生平、业绩及“七十二弟子”名录方面提供了一手资料,揭示了孔子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神人感应观,从“仁”“礼”“德”“法”四方面论析了孔子心中的“明王之道”,从“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诸方面阐述了孔子眼中的修身之道,并补充论析孔子关于“人道”之依据(人性)的思考,包括人的“性命”“人情”的涵义以及因人情而治人的“人义”规范。宋代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王肃假托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两次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此书不伪,应当纳入先秦儒学研究视野。

孔子论“智”与上博《诗论》简以“智”论诗

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它与孔子“智”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本文写作所关注的焦点。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反映了孔子“智”的思想。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冀东影调腔风格的二胡曲研究

近些年来,具有冀东影调腔风格的二胡曲创作日渐增多,这类二胡曲的创作大都以冀东唐山皮影戏的声腔音乐为素材,吸收冀东地区民族民间音调、戏曲音乐进行器乐化的创作处理,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剧种性特色的冀东影调腔风格。笔者试图通过对唐山皮影戏音乐的挖掘整理,来揭示影调腔风格二胡曲的艺术特色,以及教学活动中演奏此类风格二胡曲应遵循的艺术规律。

孔子、庄子、屈原之游观思想辨析

本文以释“游”开始,从旅游审美这一特殊视角进入我国先秦时代,整理、分析孔子、庄子和屈原三 位先哲的游观经历和思想,揭示出对整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颇具影响的三种旅游审美典型。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与《毛诗序》阐释差异——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上博《孔子诗论》简的问世,不仅为我们研究先秦《诗》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也为我们研究汉代《诗》学提供了难得的参比材料。把上博《孔子诗论》简与《毛诗序》进行比较,探讨它们《诗》学阐释的差异,可以为我们研究《诗》在秦汉之际的衍变提供帮助。

从易经、易传看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衍生——以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心

《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易经》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儒学和易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学派的先哲大师以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周易》经过《易传》的发展,把注意力开始集中于世事人伦上,累积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继承了《周易》中的伦理道德因子并进行了阐发,为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易传》则在对《易经》阐释的基础上,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丰富了先秦儒家学说的内容。

“和而不同”:古代和谐社会的深层理念

文章以阐释孔子“和而不同”思想之渊源为切入,剖析了儒家学说在促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共识与多元文化建构方面的人文理想,而古代社会系统对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也正是建构相互宽容、相互依存、安定有序、共同发展的当代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论儒学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既需要"与资本共舞"而又需要"超越资本",这使得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儒学的融合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儒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孔子儒学人文主义与马克思的人文主义高度契合,这主要体现在两者对人的社会性本质或共同体性的洞察,两者对人的主体创造性的肯定,以及关于人的自由个性成长的过程哲学等方面。孔子与马克思以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对话,昭示了一种以社会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儒学传统道德价值观为内核的儒学社会主义精神。

《论语》中的“子”、“孔子”、“夫子”行文体例分析

《论语》中,指代孔子可用"子"、"孔子"、"夫子"。通过对《论语》的行文体例分析,我们发现特指孔子的"子"没有用作宾语的用例,而"孔子"、"夫子"则有。由此,我们推知古代汉语语法结构中,指代相同的一组词,其所处位置与它们的表意内涵有某种内在关联。

孔子仁学思想对现代人的启示

《论语》的编纂距今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细读《论语》,品味孔子仁学思想,仍有现代人应该汲取的大智慧。面对市场化、科技化、信息化、全球化大潮,现代人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实用化、物质化。孔子仁学思想,对现代人修身养性、调节心理、塑造人格都有重要意义。

儒家与中国古代的“论德使能”制度

“论德使能”是指按照“德能”标准,考察、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思想或制度。儒家继承了西周的“论德使能”思想,提出了儒者为官与贤人治国的理念,发展了尚贤使能的为政之道,丰富了入仕者德能素质的内涵,改善了考察选用人才的方法,并将“论德使能”制度的重要性提到了关系社稷安危的高度。

试论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热"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他正是通过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为其反封建、反神学斗争吸取营养的。但由于伏尔泰所掌握的中国哲学的材料极其有限,且都是经传教士们"消化"过的二手资料,这就使他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出现了无可避免的粗浅性、片面性和主观性。

孔子生年月日考订

孔子生辰有公元前552年夏历八月二十一日和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六日之说。孰是孰非?本文根据《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谷梁传》和《公羊传》之继"(是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的记载,用古代天文历法之四分术推算,考订: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一日庚子。

《论语》中对孔子的称呼及其英译:语境理论视角

《论语》中的孔子,因地位非常特殊,对他的称呼变化多元。对此,不同背景的译者处理方法迥异。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指导,围绕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可以对《论语》译本中对孔子的称呼的英译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孔子的称呼看似简单,翻译起来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语境理论有助于对相关英译进行评估。

孔墨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孔子与墨子的教育思想存在着很大不同,由此导致他们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上风格各异,旨趣不一,孔墨思想对我们当代教育的启示主要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逻辑、分析式的线形思维与直觉、整体式的系统思维方法的统一;多种教学方法的整体优化。

“弦歌”、“反琴”辨证——驳《孔子“弦歌”别解》

"弦歌"非指不配乐之清唱,更非专指歌《诗》歌《书》;《书》不可歌或可诵。《庄子.让王》"反琴而弦歌"之"反"非训"翻"乃训"返",无非表示重新近琴弦歌。《庄子》述孔子"弦歌鼓琴"处非指孔子同一时刻既弦歌又鼓琴,而是综述之义,是弦歌、弹琴活动的合称,其关于孔子弦歌与鼓琴、槁歌与弦歌的记述也不构成排斥性的矛盾或否定。孔子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弹琴一边咏唱,且处陈蔡之围时如此弦歌更显他沉着镇定的心灵境界及乐以象德的情怀。司马迁关于孔子"弦歌"的记载不是来自《庄子》而是来自《孔子家语》等,《庄子》的典故不可信,司马迁也视之为"寓言"而不信。《墨子》中的诵、弦、歌、舞三百如《毛诗传》中的诵、弦、歌、舞,实是指音乐表演方式而非指诗歌分类。

先秦时期丑观的美学内涵

先秦时期的美学观念认为美与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美和善有时候是一致的,那么,不善即不美,也就是恶或丑。在那个时代,美丑与善恶、伦理学与美学是混沌未分的。因此,先秦时期的哲学家在探讨美观的时候,同时也就蕴涵了他们对丑的观点和评论。本文从这个角度对先秦时期丑观的美学内涵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