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英译的符号美学分析

诗歌是具备美学功能的符号艺术形式。以霍克思英译《离骚》为例,从符号美学视角分析了译诗对原诗美学特征的传达策略和翻译效果。《离骚》原诗语言具有能指感性美、所指含蓄美和叙述新奇美,而霍克思的译诗对原诗美学特征既有呼应也有改换,在音韵美感、多义语符、象喻修辞和叙述方式层面均衡考量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体现了中西诗学审美的和谐碰撞。

琴曲《离骚》的历史传承

晚唐僖宗时期的陈康士根据屈原自传体长诗《离骚》创制的同名独奏琴曲《离骚》,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屈原文学作品谱入音乐的最早记录。但唐、宋、元三代曲谱已遗佚。至明初朱权的《神奇秘谱》中始见《离骚》减字谱。此后五百年间,共有37个曲谱版本刊载流传。刊传者有皇室藩王、宦官、文人、商贾平民等。新中国成立后,古琴家管平湖等打谱翻译明、清遗谱,与当时弘扬屈原之爱国主义精神遥相呼应。琴曲《离骚》自诞生至新中国成立后打谱成乐,成为文人、士人家国担当精神的象征。

理、势、事之较量:《离骚经》名、实相乖之因的文化探析

《离骚经》在传统社会中以称“经”而非经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个中缘由值得探究。《离骚》称“经”这一文化现象本质上是楚文化与儒文化在学理、时势、人事上较量的结果。在儒学经学化的参照下,《离骚》于西汉初年不缺称“经”之政治文化空间,然时机未成熟。至武帝朝,时机成熟,儒家典籍因理具、势备、事全,成为独尊之学,而《离骚》则理亏事败,错失良机。其后,扬雄虽对《离骚》称“经”之“理”有所阐释,但大势已去,故其称“经”之事不可成。到班固,囿于体制,以官方代言人之利,抑“势”破“理”,故《离骚》称“经”仍不成。至王逸,“理”“势”俱全,但“后继无人”,终致《离骚经》名实相乖。由此可知,在传统社会中一种思想或理论要形成现实制度,既需学理自洽,还需合乎时势,更要人事推动。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离骚》“朝……夕……”句式与文本逻辑探源

现有《离骚》研究多侧重于情感意涵与文本结构划分研究,而对于以文本转换关键词分析文本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离骚》中“朝……夕……”句式呈现为重章反复之样态值得进一步探析。此句式于屈原笔下反复陈说自然有其超越文本直译的深意,即可归纳为以情感为线索发现其对于《离骚》整体文章结构与文本层次化划分的突出作用。其一方面展现了屈原对于人生道路的追寻与思考,另一方面贯穿着“时空意识”之于“生命意识”的辅车相依,也正是在“朝……夕……”句式的循环往复之中,更能深入理解先秦典籍中的时空意识与生命意识。

论翻译中的符号意指移位——以霍克思英译《离骚》为例

翻译中必然存在语言符号的意指移位现象。以符号学理论为观照,翻译中的符号意指移位可归因于符号能指、符号所指与符号解释者的共同作用。本文以霍克思英译《离骚》为例,描写了译诗中的意指移位现象,并结合翻译语境分析其类型、原因及翻译效果。文章认为,霍译《离骚》中存在四类典型的意指移位,涉及音韵修辞、句法补充、意象传达、词义选择四个方面,其翻译效果有好有差、不一而论。诗歌译者应根据翻译语境,运用恰当的意指移位策略来提升文本效果,并尽量避免无意的文化误读,从而推动中西文化和诗学交流。

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延龄《离骚》英译本中的神话术语翻译策略探析

屈原的《离骚》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借以表达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内心情感。1879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中国评论》发表了署名为V.W.X.的《离骚》英文译文,此为《离骚》的首个英文译本。对比分析该译本中68个神话术语的翻译发现,庄延龄多用抽象化、改译、套译、增译,辅以音译、省译等翻译方法,其套译、改译、音译、省译等方法均不同程度地导致原文文化内涵的扭曲或缺失,而增译及抽象化方法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中神话术语的文化内涵,值得借鉴。

五臣李善王逸三家序“骚”之比较——《文选·骚》五臣李善二家注比较研究之二

《文选》“骚类”的各序/解题,李善注的乃节录王逸《楚辞章句》相应之序文而冠以“序曰”,“五臣注”的则虽“另起炉灶”而实多暗袭《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以为之,二者多有不同。五臣、李善二家注均往往漏了王逸序文之精华而有所未逮乃至大为逊色,尤其是李氏的。合观序注,可知李善节去《离骚经序》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以下文字,与其是否欲“摆脱文学依附经学”如何毫无关系。将五臣李善二家序“骚”与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作比较研究,对深入了解五臣李善二家对相关作品的整体把握如何,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忽略。

《文心雕龙·辨骚》“四异”“博徒”与刘勰的“通变”批评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四异”与“博徒”相关问题,历来歧解纷出,各家争讼不休。刘勰从“变”的角度看待楚辞,因此要准确把握“四异”“博徒”,离不开对“通变”批评观的考察。“通变”是刘勰在南朝追新求变风潮下为补偏救弊而摸索出的折中之道,“四异”和“博徒”都是他从“通变”批评观的原则出发,对楚辞作出的以儒家经典为参照对象的评价,表示楚辞是对经典的“反正”和新变。这种“变”在刘勰看来虽相较经典为小道,即所谓“《雅》《颂》之博徒”,但毕竟是“去圣之未远”时代的文章典范,“取镕经意”基础上的“自铸伟辞”,因此他并没有把楚辞完全放到儒家经典的对立面予以贬低。

《离骚》中“皇考”一词研究

“皇考”一词常出现在各种古籍文献中,《离骚》中就有“朕皇考曰伯庸”一语,对于此句中“皇考”的释义,学界多有不同的解释。通过对“皇”字与“考”字在词中的意义、“皇考”一词的指称对象,以及其发展演变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此词。

刘献廷《离骚经讲录》考论

《离骚经讲录》是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楚辞研究专著,由黄宗夏整理其讲课笔记而成。康熙后期,汪士为之抄录,写本辗转流经吴骞、唐翰题、吴重憙、王雨诸藏书家之手,最终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购藏。《离骚经讲录》虽早被文献所著录,且为楚辞学界所熟知,但因其以抄本形式流传,又是未竟之书,故颇不为学人所重视。因此,不仅抄本传藏情况未明,而且由于唐翰题所题跋语含糊其辞,从而引发著作权争议,以至有冠名方楘如著者。屈赋研究大家游国恩、姜亮夫廓清方、刘二著混同之说,并对两书有所评骘。游氏抑方扬刘,姜氏则抑刘扬方,评价态度截然不同。刘献廷在承袭汉唐宋明训诂基础上,倡导训释字词当以《说文》为正,并从意、言、文三者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阐释屈子思想,从而与顾炎武等人一起,开启了由小学而通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的乾嘉学术之路,在清初的学术思想史上,无疑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离骚》中的时空建构及其成因、意义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文学形式,其时空观念具有复杂的审美内涵。《离骚》作为古代长篇浪漫抒情诗歌的开端,其中包含极为复杂的时空建构。《离骚》的时空建构包括三维时间和二重空间,并展现出立体的时空表现效果。其时空观的形成主要受中国古典时空观、荆楚“神巫文化”以及作者自身审美体验的影响。《离骚》的时空建构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其中的宇宙观受到时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但所包含的探索宇宙大化的精神丰富了古代时空哲学。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离骚》英译史视阈下的宇文所安译文初探

19世纪末以来,《离骚》英译本不断出现,其中以霍克斯、伯顿、宇文所安的译文影响较大。通过将宇文所安译文置于《离骚》英译史的大背景下,与霍克斯、伯顿译文的对比,来探讨其特色和成就。宇文所安的译文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对于独具汉民族特色的骚体,宇文所安创造性地运用"半诗体"、破折号、标点空缺以及精心选择的语词,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同时勾联并存了东方的哀怨美与西方的悲剧美;在陌生化内涵的翻译上,宇文所安译文体现了译者对源文化中的宗教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深刻理解,对男女两性政治隐喻手法的准确把握。宇文所安的译文是其"世界诗歌"理念的实践,考虑到了多元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意义的开放性和传播的有效性,对中国的典籍翻译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离骚》的分段研究综述

历代学者对《离骚》进行分段,主要有音韵的形式、赋比兴的手法、卒章显志的体制、回环复沓的特点、虚实的运用、构篇的类型、时空的变换、角色的转换、祭祀的模式等九种方法。本文逐项加以概述,以明《离骚》分段研究之历史。

《离骚》中“美人”之新论

在《离骚》中,屈原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贯穿全篇始终的他者——"美人"形象,并将自我放在与他者的矛盾中进行书写。《离骚》中的"美人"当为美丽的女子,并且被赋予了特有的政治寓意。屈原所求的美女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分为上女和下女,前者代表国君,后者代表贤臣。屈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书写宓妃、佚女、二姚三个女子,是因为她们各自代表着楚国的三类不同人物,即宓妃喻指隐逸之士,佚女喻指仕于他国之士,二姚喻指待用之士。而《离骚》"美人"形象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南方的巫术文化,一是北方的中原文化。

从《离骚》英译看杨宪益早期翻译伦理观

杨宪益在翻译、外国文学研究及文化传播方面成就卓著,但其翻译思想却很少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其早期翻译活动和翻译观受关注甚少。杨宪益早期的中国文学翻译活动以"玩译"《离骚》开端,表面看来其译文与原文存在语义信息不对称,与传统狭义上的"忠实"翻译伦理相冲突,但诗体美感的再创造又体现了强烈的译者主体性倾向。至其中后期的职业翻译人生,杨宪益的翻译指导思想逐渐向直译为主的"异化"翻译伦理观嬗变。

论林云铭《楚辞灯》对《离骚》的解读

林云铭《楚辞灯》专解屈原和《楚辞》,具有简洁、精练、易懂的特点,是一部既有入门导航之效,又有点悟启发之功的楚辞注本。林云铭反复强调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跳出前人"怨君"说窠臼;以第一人称对屈原三次上征之旅进行富有个性的解读,细致入微、形象生动地解读出屈原的心理;对《离骚》脉络的整体双线把握实具启发之功,对真正理解《离骚》、发现本真的屈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灵活运用知人论世法和以意逆志法挖掘《离骚》悲剧的土壤、解析《离骚》悲剧的核心,以此将《离骚》的悲剧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突显其永恒的文学价值。

《离骚》两个英译本的文学特征翻译比较分析

《离骚》作为中华文化经典,在推介至世界时需要好的英译本。《离骚》是骚体诗的代表作品,其英译本的评价标准应该着重于文学性,这样解读出来的翻译文本会更加贴近诗歌本身,能更好地展现其独特的文学特征。杨宪益与许渊冲两人翻译的《离骚》,译本西化程度较高,但在诗歌文学特征的处理上还有许多未来翻译者可以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