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程永培生平与《六醴斋医书》考略

程永培是清代苏州的藏书家,经考证,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程永培在江南结识的文人与藏书家为其整理《六醴斋医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基于济世扬名、桑梓情怀两大因素,程永培汇刻整理了医学丛书《六醴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具有实用、校刻精善的特点,是少有的医家善本,在民国时期依旧被人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医学价值。

儒家礼容纲目演变与《新书·容经》的生成——以出土竹简为参照

考察《新书·容经》文本结构可知,以制度、轶事、古语立说的后半篇为阐释礼容的“传记”,历叙礼容大纲、细目及禁忌事项的前半篇,才是记录礼容纲目的“容经”。追溯贾谊的礼学师承,此“容经”源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在荀子之前的七十子后学礼论中,以情境为据而象征国家礼法的《周礼》“六仪”,与以身体为本而蕴含君子德行的《礼记》“九容”,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礼容纲目。归纳由“六仪”“九容”到“容经”的纲目演变,能够还原“容经”文本的生成过程。《新书·容经》的编纂进而促成了“容经”的经典化。

李嗣真《书后品》中“逸品”用法辨正

“逸品”作为书画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品术语,学术界普遍认为初唐李嗣真在其《书后品》中已将其独立用作“分品目录”。对《佩文斋书画谱》《法书要录》《书苑菁华》《说郛一百二十卷》和《历代书法论文选》所著录版本对比分析,再结合李嗣真《画品录》、谢赫《画品》等文献综合考证,可发现当前所见《书后品》版本中“逸品”用作“分品目录”,应为明清刊刻者所加,并非原书所有。

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理一分殊: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体用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普世价值问题

"理一分殊"迄今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文化之谜。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思想上破解了这一文化之谜,认为程朱派是从"体用"思想上提出了"理一分殊",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理一分殊"即"体一用殊"。正是这种体用统一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决定了理学"分殊体认"的方法论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同西方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不同,"理一分殊"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论与即用求体、即物穷理的自然观;以道在自然,理在分殊,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道),人只有通过分殊体认,格物穷理识道,才能顺道而行,达到人道合一,这就是东方"理一分殊"思想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朱熹的“理一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

中国传统园林“理一分殊”的生态智慧探讨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探索中国传统园林生态智慧的目的在于对中国园林有多角度的认识,并在共同面对生态危机的形势下,与西方的先进方法技术多融并济。基于有机自然观的共同背景,中国传统园林具有"理一分殊"的生态智慧,"理一分殊"哲理的传统智慧具备历久弥新的价值,为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价值观、哲理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从设计哲理与思维方法的智慧、与自然分形同构的智慧、空间布局、审美、适宜性的生态智慧等方面,结合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理法和实践,并以西方分形理论的技术方法印证部分相关性,初步探索中国传统园林中需要关注和传承发展的生态智慧。

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理一分殊”是杨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相对于张载、程颢、程颐对“理一分殊”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理解,“理一分殊”在杨时的学术体系中已被落实到具体的人伦规范。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完美统一。

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

理学思想在金代趋于衰微 ,但研习者一直不乏其人 ,并表现出不同于南宋理学的整合方向 ,即象数与义理并重。至金后期 ,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变化 ,理学受到越来越多北方士人的关注 ,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 ,观点不同 ,研习的心态却相对活跃 ,客观上有利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金朝的覆灭中止了北方理学的独特发展路向 ,南宋成熟的程朱理学借助历史的机缘取而代之 。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以闻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为例

共产党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活动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中共的事业是持中立或消极的态度的,中共事业的合理性主要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中共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不少曾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渐渐缓和起来、甚至于转向;多数曾安于书斋、追求个人天地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小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在中共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数不多的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愤怒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认同而同情、支持起中共来了;传统的乡绅知识分子在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坚决抗日的双重政策感召下,也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本文特选取了各派的代表人物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等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

林译《迦茵小传》道德话语的修辞建构

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Joan Haste在晚清被译入中国,有蟠溪子的半部译本《迦因小传》和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这两个译本引发的争议均围绕译本道德话语展开。依照广义修辞学"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分析思路,对勘原著和译本,对《迦茵小传》中的道德话语关键词"孝、义、恩、礼"进行描述分析,进而从译本核心修辞形态及其成因切入,审视19世纪末中国封建社会穷途末路语境下的林纾,如何通过译本的修辞设计回应西方话语、重构译本的深层语义。

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本文把正德四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之时,与之关系密切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归于"黔中王门"之中。同时,称王阳明为浙中王门学者黄绾与黔中王门学者席书在嘉靖三年结识的介绍人,进而考论黄绾与席书在嘉靖一朝"大礼议"前后的诸多交涉,藉此作为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在西方哲人的眼中,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是对立为二的。在此二元对立理论指导下,人们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理想的实现,从而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东方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以及理学的"理一分殊"都用各自的理论证明了,理融于事,事包含着理,理事之间不可分割,无需对立。由此,解开了人们的思维的死结,使现实与信仰的结合成为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从而大大提高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同样理事关系的理学与华严依然存在分歧,具体表现为,理学在理事兼顾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事事之间的分殊,而华严则注重理事之间的圆融无碍。如何将二者理论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并使之恰当地运用于当今社会,是今人还必须认真继续探究的重要课题。

扬雄《剧秦美新》与汉代的王道观

《文选》扬雄《剧秦美新》中"奋三为一",李善和五臣均释为于《尧典》、《舜典》外,新作帝典一篇,合三篇而为一,这种解释实为误解。"奋三为一"源于"王道通三"观念。"王道通三"是汉人王道观中的核心命题,它在贯通天人的基础上,强调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是与汉政治文化环境相应的原创理论。汉帝国不仅政治上超迈往古,思想上也涵括天人,具大一统特色。其王道观于思想领域集成众说,另辟新义,是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

是“蒋氏日历”,还是《蒋氏日历》?——读两《唐书·蒋传》拾零

两《唐书·蒋传》中,都突出了蒋氏日历。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对蒋氏日历一词的理解和标点颇有歧异。《旧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部确实存在的专书,故称《蒋氏日历》;《新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个专用名词,故称"蒋氏日历"。本文从修史制度、"日历"的性质,及蒋氏的史学贡献几个方面,论证蒋氏日历一词的具体含义及其指向。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之“政”始于尧时创制的新历法于生产中的直接运用 ,故所谓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并非由《易》的象数派生 ;汉易卦气中讲的气、候依赖于历法的节气划分 ,对历法的进步并无价值可言 ;《易》的义理并非由象数派生而来 ,而是古人对天道和人道认识的成果 ,卦爻系统只是储存这种认识成果的符号 ;古代学术史上汉易衰亡的事实已经对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地位与价值问题做出了回答。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

中国古代法象思维研究——兼论法象思维、体用论与理一分殊的相互关系

追寻真理的思维方式是逻辑学诸原则,而明悟道的思维方式则是法象思维。法象思维中的"法"与"象"最主要的含义是"效法",这个"效法"既可以是形象的效法,也可以是概念的抽象系统之间的效法。法象思维强调的是关系,而非实体。法象思维、体用论和理一分殊虽然有着历史的进化过程,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后者可以完全取代前者,我们会发现,这三种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是支撑起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意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