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两中》夏启受命“枳山之阳”与上博简《鬼神之明》商纣“捷于只社”探研

清华简《两中》记载夏启取代伯益为王的历史传说时,提及帝“命启于枳山之阳”。简文“枳山”即《孟子·万章上》与《史记·夏本纪》中的“箕山”,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南。“枳山”即“箕山”,为“只”“其”二声字通假提供了可靠案例。《两中》夏启受命于“枳(箕)山之阳”可证伯益避夏启之地当为《孟子·万章上》的“箕山之阴”,而非《史记·夏本纪》的“箕山之阳”。上博简《鬼神之明》“受捷于只社”的准确意思应当是商纣被斩获于“只社”。“只社”应读为“淇社”,是淇水附近商都朝歌境内的地名。商纣被斩首于朝歌,具体地点鹿台/南单之台、只(淇)社之间为微地名、小地名的关系。

“两民”企业领导风格与公司治理模式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湘西州的"两民"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深入研究了"两民"企业领导风格与公司治理模式的关系。研究发现,"两民"企业关键岗位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权力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交易型领导多于变革型领导,建设型领导多于被动/防御型以及主动/防御型领导,民主型领导多于专制型领导;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两民"企业公司治理不同模式之间有显著影响关系,交易型领导风格多倾向于D型治理模式,变革型领导风格多倾向于A型治理模式。被动/防御、主动/防御和建设型领导风格与公司治理不同模式之间没有关系。专制型和民主型领导风格与公司治理不同模式之间没有关系。

中国人的家:梁漱溟论中国文化之特质

在晚清以降西潮东渐肇端的社会大转型中,面对现代性之个体主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命运,中国现代社会中"家"的价值,成为百年中国"古今之争"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五四的反家族主义思潮,梁漱溟逆势而行,他反对简单地否定家族制度的进步论观点,而将家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梁漱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家不仅是涵养德性的道德源泉,而且具有安身立命的宗教功能;中国人将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这种组织与团体组织不同,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中国文化之伦理本位的相对论智慧,可以消解西方个人本位与团体本位的价值冲突。

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

明清时期流播广泛的通俗小说,可以作为我们体察民众思想情感的有效途径。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白话小说"三言两拍"收录了大量的司法故事,不乏有关刑讯的描写。这些故事不仅描摹和反映了司法实践,同时也传递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三言两拍"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拷讯故事反映出,尽管刑讯属于合法制度,然而是否实施刑讯,往往与司法官员的性格特征与道德信念有关,也与诉讼两造的身份和体貌特征有关。虽然拷讯可能成为导致冤狱的渊薮,但是如果没有拷讯,也会导致司法审判难以进行的困局。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正义观认为,只要司法审判的结果正确,哪怕通过拷讯手段获得,也在所不惜;因而对于由此造成的冤狱,也必须被容忍。小说对于刑讯场景的刻画,特别着意于描写刑具和受刑对象的反应;所使用的词汇和修辞,细腻勾画出官员实施刑讯、嫌犯承受刑讯时的态度和情感。从微观角度来看,司法官员的信念和性格,是导致他们实施拷讯的基本原因,而审判经验之不足是他们过分依赖拷讯之法的关键原因;同时,原被两造之间的身份差异,也会影响司法官员是否实施刑讯的决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破案和审案的程限要求、"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就其早期文化观来看 ,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 ,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 ;不是反对科学民主 ,而是始终肯定德先生和赛先生 ;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 ,而是认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 ;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 ,与其说是文化保守主义 ,不如说是文化多元主义 ;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过去”而“反现代化”,乃是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他的早期文化观既有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观照 ,又是浸润千年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维持文化自信的一种安顿 ,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为期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国内外也引起了较大反响。在今天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吸收借鉴国内外乡村治理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历史上一些乡村治理专家的思想智慧,促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梁漱溟重视文化教育因素在农村进步和国家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深刻启迪。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

梁漱溟与密宗

梁漱溟与密宗的关系,以往尚无研究。本文详述了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修习密法的缘起和过程,总结了其修习密宗及习静功夫的意义,弥补了目前研究中对新儒家代表人物功夫实践的忽视,从一个个案显现了新儒家功夫实践的多样面貌。梁漱溟的个人修习经验,对于研究现代儒学家的精神修养和功夫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例子,同时对于了解宋明儒者的习静功夫亦应有所益处。

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主要有三大文化思潮,它们是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三大思潮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间展开过并将继续展开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是在与这三大思潮的互动中确立自己之思想地位的。就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批评;三四十年代,对中国革命的反对;1949年后,对马克思主义吸取、利用和儒化。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心

梁漱溟以"意欲"作为文化论述的切入点,由对待"意欲"方式的拣选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路向,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他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拈出"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从宏观性的理论视野比较了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体系,于西潮涌动之际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文化个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反思其说,不仅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曲折展开的历程,而且有助于预判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价值。

保守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以梁漱溟为中心的考察

梁漱溟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及以其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提出了批评,学界关于梁漱溟早年排斥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应该是客观的。但是,如果置于欧战前后欧洲社会文化思潮变动以及梁漱溟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考察梁漱溟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会获得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更为细致的认识,并还原过去因认为梁漱溟"反马"而遮蔽的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视角与深度。

耿宁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诠释

耿宁对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曾提出不同的诠释。在其论文集《心的现象》中,最初他将王阳明的"良知"概括为一种"自知"。接着,耿宁区分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前期的"良知"概念承自孟子关于"良知、良能"与"四端"的文本,而四端"还不是德性本身,但却是德性的萌芽、德性的开端"。后期的"良知"概念则是借孟子所谓的"是非之心"来诠释"良知",是在每个意念中的内在意识,包括对善与恶的意念之意识。在《人生第一等事》中,耿宁还提出了王阳明后期的另一个"良知"概念,即"良知本体"的概念,亦即"本原知识的本己(真正)本质"。然而,孟子的"四端"之心并非只是"德性的开端",而是我们对良知的不同侧面之直接意识,它已是德性,已是完善状态。耿宁将"良知"理解为"自知"的看法无法贯彻于他的三个"良知"概念,只能适用于第二及第三个"良知"概念,而完全无法适用于第一个"良知"概念。此外,耿宁过分窄化了孟子的"是非之心",因为它也包含于其他三"端"之中,同时包含理性与情感两面。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理性、合理与讲理——兼评陈嘉映的《说理》

陈嘉映《说理》一书的主题是"说说理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理"。"说理之理"有什么内涵,"说理之理"为什么值得论说,可以通过对西方哲学从reason(理性)经过rationality(合理)到reasonableness(讲理)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考察得到理解。把理性(reason)不仅理解为合理(rationality),而且理解为讲理(reasonable-ness),有助于克服当代哲学中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当代西方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的讲理(reasonableness),与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比较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很值得做一深入比较。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梁漱溟的宪政之道

梁漱溟可谓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最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中国现代第三势力的人物谱系中,梁漱溟对宪政的"西方意义"、"中国意义"以及中国走上宪政之路的困境和出路均提出了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今天重温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大有助益。

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

著名的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1937—),以现象学的进路,理解并诠释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有其洞见。耿宁指出,阳明"良知"概念有前后期的演变,有其双义性,甚至有三个"良知"概念。职是之故,阳明后学对"良知"、"致良知"概念有不同诠释。本文对耿宁之说,提出不同看法:首先,阳明"良知"概念虽从孟子而来,但其含义的深化,与阳明对《大学》的诠释有关,并无前后期良知概念的双义性。其次,阳明与阳明后学对于"良知"与"见闻之知"并无歧见,二者在理论逻辑或实践逻辑上,都是不离不杂的。最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致良知",由此而有不同的异见。其中,致"良知之端"与致"良知之体"的争辩,实触及良知作为根源性实践动力之问题,值得关注。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农业发展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并具特色的农业发展思想。在其农业发展思想中,梁漱溟对中国农业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分析了中国近代农业衰败甚至根本崩溃的原因,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向、路径、依托作出了设计、选择与安排。他的农业发展思想可能存在诸多的不足或失误,但对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一定的启迪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