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日记》所见近代平阳县的交通事业

《刘绍宽日记》中有大量与出行相关的记录,轿子、黄包车、汽车、舟船和汽船是刘绍宽常用的通行工具。刘绍宽所坐之轿多为二人抬杠的民间轿,山路出行、处理要事、身体不适等情况下,轿子是他最常用的代步工具;黄包车是短途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伴随平阳公路的出现,刘绍宽亦会选择乘坐汽车出行;舟船与汽船则是他往返平阳县南北港之间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刘绍宽日记》的记录从侧面证明无论是轿子、黄包车还是汽车、汽船,大体都是乡绅富人的专利。此外,亦可根据日记记载推测出史料中“不能发声者”——脚夫的生存状况。《刘绍宽日记》对研究近代平阳县交通事业的经营面貌与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从刘荣日记看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党员干部的成长实践

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以适应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开展了干部教育工作,党员干部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落实党的政策,同时也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全面展现了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干部刘荣在干部教育中,自觉按照党的要求坚持学习、追求进步的成长历程。刘荣注重自我提升和思想淬炼,以书为伴加强日常阅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升个人修养。作为基层干部的刘荣在抗战时期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事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学习提升党员干部个人能力、强化党性素养的过程。考察个体党员干部的成长历程,也可为深入研究党的自身建设提供另一种视角。

抗战时期刘承幹护书始末考述(1938—1940)

1937年南浔沦陷后,嘉业堂藏书被日本军部以“保护”名义实行监管。随后日本各方积极联络刘承幹,试图在军队胁迫下收购嘉业堂藏书。刘承幹在确保藏书安全的情况下尽力与各方斡旋,并趁机将藏书秘密转移至上海租界,随后售予代表中国政府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相关人物函札日记,考证刘承幹在1938—1940年间保护藏书不被劫掠毁坏的历史细节:一方面探究抗日战争中日本各方在华“收书”的方式与经过,另一方面呈现私人藏家在战争期间保护传统文化的功绩与贡献。

变革时局下的个人日常生活史--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山西士绅刘大鹏身处清末民初这一变革、转型时期,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都受到变革的“洗礼”,他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亦旧亦新,既有传统士人之乐,也有新式消遣活动,生活上的趋新与思想上的保守和坚持,是转折时期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尽管身居内陆腹地,其个人生活却同历史上的“非常”事件相互交织、共振与联动,进而塑造他对历史事件的感受和认知。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考察这样一个“名不出乡里”的小人物,发掘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不仅能够促进我们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和当下社会的理解,也是日常生活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以废科举、兴学校为中心的清末教育变革给那些生活在旧教育体制之下士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同的士人对这场变革有着不同的体验:一些士人认为这是一条富民强国的正确之路,他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其中;另外一些士人则认为教育变革搅乱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秩序,他们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新式教育极力攻击。士人们不同的体验和表现既与他们生活的区域等客观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心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教育体验是他们主观构建的结果。这种建构与乡村士人的个性、原有知识结构、遭受挫折的忍耐力等因素密切相关。清末教育大变革中士人心态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可以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而且也应当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个体灾害史: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说起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发端已近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以灾为主体仍然是灾害史研究的主流。所谓灾害中的“灾”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害”则是“灾”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这是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以灾为主体的灾害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淡化了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内容和面相。呼应“灾害人文学”的旨趣,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有关记述为基础,从个体角度描述毒品、瘟疫这样的“日常之灾”与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可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晚清州县官视野中的救灾活动——以柳堂《灾赈日记》为中心

光绪二十四年夏,山东境内黄河决口,沿河地区受灾。时任惠民知县的柳堂在主持赈灾过程中写有《灾赈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在水灾发生后持续半年多的时间里组织救灾的经历,较为具体地展现了州县官在救灾实践中的心态变化以及救灾中州县官所处的官与民的复杂人际网络。透过《灾赈日记》的记载,大体可以观察晚清州县官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其在救灾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清代救灾模式下州县官的实际角色及功能,考察晚清救灾机制的运作及其实效。

袁昶日记中有关刘熙载的文献

袁昶是刘熙载的学生,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虽是读书日记,但其中也记载了刘熙载及其读书治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记载了刘熙载的一些行迹和逸事,以及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内容。《毗邪台山散人日记》鲜为人知,其记载有关刘熙载的文献极富价值。

晚清新式书报的地方流转与乡村士人的阅读实践--《刘绍宽日记》研究

晚清时期,新式书报从文化中心城市向地方社会流转。在此过程中,城市的同乡群体对乡村士人进行了最初的新学启蒙。同时,乡村士人这个“在地链接性群体”又以更隐秘的方式促进了新式书报在地方社会的进一步下渗。本文以《刘绍宽日记》为核心史料,详尽呈现了乡村士人阅读新式书报和从中撷取新知的风貌。新式书报的阅读实践更新了乡村士人的“知识仓库”,重塑了乡村士人的思维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士人的阅读史。

《弓斋日记》所载“煮石山农画梅卷”及其刘基题诗考述

王冕,号煮石山农、梅花屋主,一生爱梅、种梅、咏梅、画梅。上海图书馆藏姚觐元《弓斋日记》载有姚氏收藏的“煮石山农画梅卷”。此画梅卷乃是王冕为友人“汝器老丈”而作,上有王冕自题诗一首及刘基题诗六首。刘基的六首题诗与现有的王、刘交游信息及王冕的诸多咏梅诗内容呼应,加上作为书画鉴赏家的姚觐元亦不曾怀疑它是赝品,故初步判定其为真迹。这七首题诗均为佚作,特别是刘基的六首当为王冕去世后数年内所作,主要表达了对故人的思念之情,并谈到两人曾有孤山看梅之约。这个新资料的发现,当有助于推进学界对刘基与王冕的交游研究。

“京剧荀学”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

“京剧荀学”、荀慧生、荀派艺术、《小留香馆日记》及荀派弟子孙毓敏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很多资料尤其是民国时期报刊上的相关资料没有得到系统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荀派的研究与民国时期四大名旦交相辉映的局面极不相称,“京剧荀学”也没有泛起太多涟漪。更多既有广博戏曲专业知识又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学者将荀派艺术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与荀派弟子、戏迷携手共进,才有可能真正促成“京剧荀学”从“京剧学”“戏剧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

读馆藏《退想斋日记》

文章通过对《退想斋日记》内容的介绍,旨在指出其在研究山西政治、民俗和晋商方面的史料价值,进一步指出日记对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退想斋日记》研究综述

《退想斋日记》是山西乡村读书人刘大鹏的日记选辑,记载了大量的史料,目前史学界对其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总体来说,这些成果涉及近代士绅生活、科举制度废除及教育制度变革、社会生活、山西地方史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全面整理及出版刘大鹏日记的原稿、跨学科多角度等思路进一步展开对《日记》的研究。

从《退想斋日记》看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危机——以晋中地区为例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缓慢解体,以及战乱频仍、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乡村社会明显衰落而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危机的延续使得乡村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身处山西乡间的读书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对清末民国的乡村社会变迁有着始终的关注,除了传统的危机因素之外,更有着由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巨大压力,传统与时代性新因素的结合,使得刘大鹏所生活时代的乡村社会更加衰落,体现了近代晋中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艰难。

温州地方士绅的个体灾害史——以刘绍宽《厚庄日记》为例

《厚庄日记》反映了刘绍宽的“个体灾害史”。从记录的层面上看,刘绍宽不仅记录了发生在本地的灾害,同时亦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普及关注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灾害。从个体的反馈层面上看:一方面刘绍宽作为具有公共责任感的地方士绅,担负起了对灾害的探讨和防治的责任,从中折射出刘绍宽从“旧学”到“新知”的知识转型;另一方面作为受灾的个体,他对灾害所产生的个体哲思,不仅反映了他一段时间内的心境,也影响了他的整个世界观。

王献唐日记等文献佐证甲骨文发现新说——再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及“刘鹗发现说”

李勇慧博士近年发现王献唐在日记中记载王懿荣甥孙口述“现场目睹甲骨文发现情形”的新史料,具有可靠性、可信性和合理性,并进一步有力佐证了笔者曾提出的“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此一文献纠正了“汐翁文”及相似传说中的种种讹误,应可将长久以来有欠可靠的“吃中药发现甲骨文说”升华为学术信史。另有《盛宣怀档案》、“淮安殷氏日记忆述”、《东方杂志》刊文、“方法敛书信”等多处来源、相互独立的原始文献,支持“中药发现说”“刘鹗发现说”“刘鹗自序开启甲骨文考释说”。关于刘鹗、罗振玉有可能在出版著作中隐瞒甲骨文发现真相的动机和原因,可从境遇、出身、学力三方面做出情理分析和逻辑推测。建议相关学术界对此件王献唐记载文献及时作出学术鉴定、达成共识并写入甲骨文发现学术史;同时建议将“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及相关新说议题,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系列新课题立项进行论辩论证,以求尽早、尽可能解决百年以来留存于这些极具国际影响的学术史领域中的重大悬案疑题。

边缘知识分子刘大鹏生活考述——基于稿本《退想斋日记》的一种考察

新文学的产生与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外部研究如近代传媒的发展和稿费制度的产生,内部研究如文学语言、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学的关系。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刘大鹏个人的生活与思想变迁同样是反映文学转型的重要索引,仅仅以科举制的废除来说明这一角色定位显然有局限性,应当从书院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读书、任教、家庭生活和交游事迹等入手,借助《退想斋日记》原稿、地方志等历史材料的发掘,勾连地方社会与普通民众的互动,打通地方史、文学史与思想史,方可见出其精神面貌和转型历程。

“详尽而反复”的生命史——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所及之生老病死

与衣食住行一样,生老病死亦人之通有,可以归之于具有日常性、反复性特征的“日常生活”一类。在历时半个世纪、多达数百万言的《退想斋日记》中,刘大鹏对其双亲、自身、妻子、子孙、友人等人的生老病死都有“详尽而反复”的记述与表达,值得作为“生命史学”体系的一个范本,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通读《退想斋日记》稿本缩微胶片和刘氏其它遗著的基础上,对日记所涉相关内容予以勾勒,试图还其原貌,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

乱世下的乡村世界和无法挣脱的梦魇——影印稿本《退想斋日记》弁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根据乔志强教授摘录的山西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山西省图书馆收藏的稿本《退想斋日记》将全部影印出版。该稿本原有200余册,既是刘大鹏效仿曾国藩的日记书写的"道德日记",也是他对身边生活世界的记述和其生活哲学的表达。自号"梦醒子"的清遗民刘大鹏将自己内心拒斥却不得不生活其中的新世界视为梦境,日记中对生活世界的记录也就不得不被同时视为对刘大鹏梦境的记录。当人们利用日记展示的多是历史上的官场、世风、制度兴废和事变的时候,不能忽略日记这一个体化文类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