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它强调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为当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前提和哲学基础。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视野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总结历史又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主要包括3个维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思想;二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整体性原则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在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的理论超越。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周初“天命论”之建构

周初“天命论”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是在殷末宗教困境和信仰危机的具体情势下,充分利用旧有神灵体系和信仰结构进行的一场尊古改制的宗教变革运动。以“惭德”形式展现的政权合法性诉求,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最初源动力,“天命”与“王权”的关联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而民众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则是其现实有效的基本前提。因此,在“君权神授”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周人一方面以“天”代“帝”,使“天”位于“帝”之上,另一方面又将“皇天上帝”并称而皆作为至上神的指称,由此实现了“天”与“帝”的相融相分。这不仅唤起了民众的信仰,重新确立了“天命”本身的权威性、可信性,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混言无别而析言有异的“天”“帝”二维一体至上神信仰结构。

“祭天法祖”与“格卜异象”——周初“天命论”现实有效的形式保障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周初“天命论”的现实有效性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基础性问题,而其最终的宣说效果无疑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共同决定。“天命靡常”“德民是依”等周初“天命论”所宣说的新观念、新逻辑虽然强辩,却一时难以为殷遗和万民所心悦诚服地接受。因此周人不仅充分利用了“祭卜格异”等传统的宗教文化实践形式,以彰显“天命”唤起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认同;而且以祖先崇拜为接引,通过“以祖配天”和榜样政治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将“天命论”中的“德治”理念真正贯彻落实于现实政治当中。所以,“祭卜格异”与祖先崇拜等原始神秘的非理性存在,成为“德民”理性主线之外,周初“天命论”现实有效的形式保障和逻辑辅线。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析论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的“反求诸己”之思,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天本论”在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起点诠释

人类最初的符号(或概念)是怎么来的?描述世界的概念范畴有什么用?以黑格尔式的现代哲学逻辑来解读中国古代思想的逻辑起点,会发现《周易》的“天”或“天意”概念具有显著的思想起点意义。以现代哲学思维来提炼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普遍性的“天”或“天意”,探析其概念褪去宗教色彩的原生态过程,并以此中国人信仰思想起点来理解,从而发掘中国哲学宝库中深邃的学术价值。

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阖枢理论及其在藏象学说中的运用

“开阖枢”理论出自《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从空间角度来看,开阖为天地相离、相合的过程,枢则为开阖之始与归,对开阖同时有约束、促进作用。从时间角度来看,开阖枢是阴阳二气各自的生长收藏趋势变化。将开阖枢理论应用于具体的藏象学说中,十二脏腑依其三阴三阳属性可分别归属为阴分、阳分之开阖枢,形成“开阖两两相配”与“阴枢自配、阳枢自配”的生理功能协同框架,即肝、肺协同,脾、心包协同,大肠、膀胱协同,胃、小肠协同,心、肾协同,胆、三焦协同,共计6种协同关系。

试论周初的德性政治观

周初的统治者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兴替的政治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把政治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上,并据此提出了以敬德、保民、慎罚为核心的德性政治观。德性政治观的产生是历史理性、价值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时产生的标志,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武王告天:西周初期周人政治合法性建构

《世俘》篇与周初金文均见武王告天,是西周初期周人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世俘》篇武王告天凡两次:第一次告天内容包括克商成功、殷商之罪,表明周人已经完成天所授予的“受命克商”大任;第二次告天内容是文王修商人典,目的是向商人宣扬周人克商是效仿殷商先人受天命伐夏的政治义举,借天命来化解初失政权的殷遗民的反抗情绪。周初金文中武王告天是以会同诸侯的方式昭告天下周人“宅兹中国”,“中国”的提出是周人构建君天下新政治秩序的尝试,以此进一步从政治思想与政治秩序上整合地方势力。周初武王告天为周人确立天下共主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食膰到赐胙:周代赐胙礼的演进及其历史背景

赐胙礼作为一种天子赠与诸侯祭肉的仪式,源于天子与诸侯分享祭肉的礼仪。天亡簋铭文显示,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了诸侯参与助祭和分食祭肉的仪式,这种仪式为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礼制——食膰礼。赐胙礼则是在王权走向衰弱而诸侯走向崛起的特殊政治环境中,由食膰礼发展而来的一种变体。赐胙礼表现为周天子将祭肉赐予强大的诸侯,在表彰诸侯功业的同时,换取诸侯的政治支持。赐胙礼对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维系作用,同时象征了政治天命由天子向诸侯的让渡。随着周王朝政治体系的崩溃,赐胙礼也走向消亡。

天人相应指导下应用五脏背俞穴埋线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天人相应理论指导下应用五脏背俞穴埋线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CFS)的临床效果。方法将60例CFS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节气时五脏背俞穴埋线治疗,对照组采用五脏背俞穴常规针刺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和疲劳量表(FS-14)评分。结果治疗后,两组FS-14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6.67%(26/30),高于对照组的80.00%(24/3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天人相应理论指导下,应用五脏背俞穴埋线和五脏背俞穴常规针刺治疗CFS,均能显著改善患者疲劳症状,且两种治疗方法效果相当。

葛洪《枕中书》的宇宙论及其天文学意义

自《四库全书总目》将《元始上真众仙记》(《枕中书》)判为伪书以来,其作者问题久存争议。将其与汉晋时代诸种宇宙论学说比较,本文认为《枕中书》应为葛洪晚年隐居罗浮山时所作,其神话性质的宇宙论包含了葛洪基于元气说对传统浑天思想的修正。因此,其书不仅在道教神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道教学者对中国天文学思想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一元而非二元的理学“性”论--论“气质之性”非“气质的性”

理学的“性”是本体化的概念,其“性”论解释了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的种种差别,不是狭义的人性论,而是其本体论之一部分。“气质之性”不是指气质本身的“性”,而是指本体意义的“天地之性”透过人物所禀的具体气质而在经验世界呈现出来的具体状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体用关系,而非并列的二元关系。

论周公的“天命”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夏、商时代的"天命论"到周公时代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从蒙昧、迷信、"命由天定"的"天命论"转向"假天命"、"重人事"、积极有为的"天命论"。周公的"天命论"为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开辟了一块地盘。周公的"天命"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周公提出的"天命"与"人为"(人事)的关系向题,成为绵延中国几千年的天命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后世儒家、墨家、道家各种各样的天命观基本上都是在这块地盘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周公天命观的某些思想养料,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或批判、或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