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耕织图像”为核心的知识图谱设计及应用研究

耕织图像是艺术领域重要的图像资源,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驱动下,提出一种面向耕织图像的数字资源开发,实现多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源数据知识图谱构建、主题性检索功能设计,以满足知识服务需求。构建耕织图像知识图谱与数据关联,选取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为数据来源,搭建图文资料图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体知识图谱,以充分挖掘利用图像知识。基于关联数据构建作品的知识图谱模型,能够揭示耕织图像的语义信息,为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的数据化转换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既能揭示耕织图像之间隐藏的关系,又能比较分析耕织图像中未知图像的内涵,以及耕织图像中所涵盖的关于耕作和纺织图像技术、工具、动能等的发展演变。

艺术、政治与仪式——再探中国古代“蚕织”图像的传播与社会功能

“蚕织”图像,指涉及蚕织劳作活动的图形和影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此类图像主要存在于工艺美术与绘画领域。本文以宋代“蚕织”图像所涉及的三类绘画主题—“豳风图”“耕织图”和“蚕织图”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受众群体为切入点,对以往该领域研究中有关此类图像社会功能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文中对“蚕织”图像的不同受众群体在该图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他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自身社会分工间的联系,由此梳理出该图像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完整的传播链条,并讨论了这一传播链条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治理的意义。

《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探析

吴越国钱镠奠定了“苏杭熟、天下足”江南富庶的“天下粮仓”,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宋室定都杭州促进了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剧增人口带来社会压力急需农业技术推广载体的创新,京畿郊县於潜天然优越的环境成为水稻蚕桑生产和耕织文化的沃土,“诗画县令”楼璹情系耕织积极担当记录於潜农桑生产的画家,等等。这些得天独厚、适逢其时、正逢其人的历史背景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构成了《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必然。

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东传对“蚕织浮世绘”影响研究

日本“蚕织浮世绘”是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证据。江户时代的胜川春章、北尾重政、喜多川歌麿等日本画家绘制的“蚕织浮世绘”,再现了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环节称谓、蚕桑器具形状、“图文互释”等特征。15世纪至19世纪后期,鉴岳真相收藏梁楷《蚕织图》、狩野永纳摹绘宋宗鲁本《蚕织图》、橘守国以楼璹版《蚕织图》为基础《绘本直指宝》,深化了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基础并扩大了其影响,最终形成日本“蚕织浮世绘”。“蚕织浮世绘”是日本农耕图像表达迈向本土化的结果,其特征包括3幅连续绘的表现形式,画面套色艳丽、构图空间多元、人物肖像“美人绘”等,其中仍能看到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的影响痕迹。

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图式研究

“耕织”母题自南宋时起便受到当朝者的一定重视,至清朝达到鼎盛,不仅康熙至乾隆三代均有授意重绘《耕织图》,更是出现了以“耕织”为母题的多元载体创作,陶瓷便是其中之一。其不仅体现出了当朝者对政权“合法性”的彰显,亦促进了陶瓷绘画技艺的精进。从《耕织图》的创作意图出发,重点探讨了清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创作与原版的图式对比,在尊重原版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元素与视觉纵深感的调整及景象的重置再造,这些在革新彰显康熙五彩独特陶瓷艺术的同时,为后世陶瓷艺术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参考样本。

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文化特征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的缺陷问题,文章运用古文献资料调研与文物考古研究两维印证的方法,从性别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系统地分析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所蕴含的纺织信息,进而阐述该人物群体的文化特征。研究认为:首先,女性纺织人物可分为教育说教型、精神象征型和技艺高超型三种类型,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决定了女性纺织人物要多于男性。其次,男性纺织人物划分为机械创造型、纹样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三种类型,而男性的社会地位则决定了男性纺织人物的创新性与技术性高于女性。最后,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历史悠久,长久以来纺织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纺织,并支撑着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无数辛勤耕耘在纺织领域的女性。

基于《御制耕织图》的重构:康熙五彩耕织图瓶的空间塑造

康熙五彩耕织图瓶作为清代创作五彩瓷器中一件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艺术佳作,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耕织劳动过程中的情景,更突显出清廷对农业发展与汉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使得其图像在装饰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虽然其图式源自于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但载体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艺术效果的迥异,特别是基于媒介对画面表现的限制,使得其营造出了别于原作的空间意蕴。为后人展示康熙时期御窑精湛古彩技艺的同时,又呈现出当时人伦思想下的多重社会表征。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劳作过程。从南宋直至晚清,由于许多文人画家参与绘制"蚕织图",图画内容、图画数量、绘制风格各不相同,故留下了"蚕织图"不同的绘制版本。至清代,"蚕织图"出现了石刻、年画、瓷器、彩绣画、实景图、彩廊、墨锭、木刻屏风等表现形态各异的载体,为"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体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蚕织图"也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织物组织结构自动识别系统开发初探

简述了织物组织结构识别的研究现状 ,尝试运用图象分析原理 ,借助于普通的图象采集设备 ,用C+ + Builder为工具开发系统软件 ,实现织物结构的自动识别 。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从汉画像石看两汉牛耕技术的进步——兼论两汉时期南方地区的牛耕问题

两汉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牛耕的推广及牛耕技术的进步,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牛耕技术进步的具体形态学术界尚有不少分歧。我们可以相关文献资料中的画像石牛耕图为基本依据,系统考察汉代牛耕技术所涉及的犁铧、耕牛、耕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形态因素,探讨两汉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因。西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出现牛耕,直至东汉中期以后南方地区的牛耕才得到普遍推广。

几种鲜见的《耕织图》

本文主要介绍了南宋梁楷、李嵩,明代仇英、宋宗鲁,清代冷枚、陈枚、何太青以及袖珍型等八种目前比较鲜见的《耕织图》,并分别就其内容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对《耕织图》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以此作为对《中国古代耕织图》一书的部分读者所提问题的释疑。

仿真彩蜀锦画地组织表现及组织与色彩的配置

通过对仿真彩蜀锦画产品的设计和制织实践,总结出蜀锦画地组织表现的多种形式,探索了纯色地部、经纬线配色地部、"无地"组织地部的组织色彩配置技法,论述了仿真彩蜀锦画的组织设计原理和方法。

梁楷《耕织图》存世和“减笔画”特征及对日本“四季耕作图”的影响

文章梳理了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分别存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认为梁楷《耕织图》与楼璹版《耕织图》有很大差异,表现为省略耕织活动环节,仅挑选部分场景组合成图卷,较多地表现耕织活动与环境细节,图绘中人物形象体现了梁楷的“减笔画”艺术特征。梁楷《耕织图》于室町幕府时期东传日本,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多年。

楼璹《耕织图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创变

楼璹《耕织图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大型农事组诗,其文本融合了先秦以来大量同类诗歌的艺术精华,虽然尚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其集大成意义毋庸置疑,实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之先声。在广泛继承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耕织图诗》也有所创变。遵循着谏上和劝下的双重艺术旨趣,《耕织图诗》一方面增添了宫廷诗的因素,屡用舜帝躬耕、丞相重农、后妃祭蚕献茧等典故,有些织图诗风格软媚,塑造的人物形象近于仕女,与以往的农事诗颇有差异;另一方面,《耕织图诗》又融入了劝农诗劝勉农桑、化育民风的艺术功能,有意识地向农村推介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倡导更为合理的家庭协作式的生产关系。楼璹《耕织图诗》奠定了别具一格的耕织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桂馥的《黔南苗蛮图说》和作者的民族地区治理情结

从图画的角度看,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的桂馥《黔南苗蛮图》是清代《百苗图》与《耕织图》的综合体。桂图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安逸、富庶的贵州民族生活情境。我们可以把桂图看作是"贵州苗蛮耕织图",尽管作者声称其作图的目的是"悉苗蛮之风俗与好尚",但图中的场景并非是画家对现实的模写,而是一种期盼和引导民族地区民众男耕女织、自力更生、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的生动表现。

农业景观信息探研——以四库本王祯《农书》为例

元代王祯《农书》是中国重要农业典籍,其四库本相对于其他版本图像信息更为全面丰富,生动地记录了传统农具及相关生产技术状况,并反映出了当时的农业景观信息。选用《农书农器图谱》中人、物、环境信息相对全面翔实的图像作为主要研究依据,对其进行分类与总结,描绘并探讨土地利用、农田水利、农作物种植、农村生活等方面的景观信息,再现古朴宁静的田园风貌,并由此揭示古人在农业活动中的技术发明和农业景观形态。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也对当今的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景观建设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启发。

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生态衰败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

清代中前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的最后盛世——康乾盛世。然而,北宋以前长期被视为国家统治中心地之一的淮河流域却在"盛世"之下加速衰败。伴随区域社会生态的衰败,作为男权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其生存状态也不断恶化。当长期作为淮河流域农家理想经济结构的"男耕女织"模式开始蜕变为仅有"男耕"而无"女织"的残缺型生产模式时,女耕化与逃荒成为淮河流域大多数女性新的生活"选择"。同时,随着曾经淳厚、淳朴的民风异变为暴戾、狠斗之风时,淮河流域女性频遭男性的各种暴力侵害与摧残,甚至出现了女性群体的暴力化倾向。

“农务女红图”中的左图右史——兼论其对中国传统耕织图体系的影响

“农务女红图”是邝璠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而创制的一批耕织图像,它一方面通过增删图像的方式将当时农业技术的某些最新发展反映于其中,挣脱了传统耕织图像绘制中“技术停滞”的桎梏;另一方面又将楼氏所配的五言诗改为民间流行的竹枝词,把读者的范围从士大夫拓展至庶民百姓。这些图像与竹枝词因其通俗性而被晚明建阳书坊的书商们所青睐,开启了日用类书“农桑门”中插入耕织图像的滥觞,使得由楼璹开创的、一直居于庙堂之上的传统耕织图体系开始通过版刻的形式传播到民间社会,构成了耕织图传播的另一种模式。

南宋《耕织图》的流变、传播及政治使用脉络

本文将不同版本和用途的楼璹《耕织图》进行图像内容、题跋、媒材、风格的对比,试图勾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耕织图》在南宋的传播路线及政治使用脉络。《耕织图》的众多版本不一定完全忠于原本,创作者会根据不同的受众、用途、目的来进行一定的创新。《耕织图》在南宋主要从四种途径流传,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使用脉络:吴皇后注本的《蚕织图》只截取了《织图》的部分进行详细注释,作为宫中的蚕织技术指导图;南宋画院画家制作的摹本,根据其对原作的改动程度及不同用途分为三类:忠实原作的高宗朝院画本及刘松年本,进行创造性再现的梁楷本与意象化再造的李嵩本。楼氏后人、朝臣等对楼璹本的翻刻其目的是为了"以传永久"并使君主感知农桑为天下本,其选择的复制方式主要为石刻、版画等;绘制于南宋郡县大门的《耕织图》壁画的出现也说明了《耕织图》传播的范围已经下沉到了普通民众。对于庶民来说,《耕织图》既是科学的桑蚕技术详解图,也是政府一种较为直观的"劝农"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