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璠“农务女红图”与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

学界围绕邝璠是否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以及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是否源自《便民图纂》这两个问题仍存在些许争议。本文结合版本学、书籍史与技术史的进路进行考证,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早于《便民图纂》的“农务女红图”版本,邝璠确系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他所开创的“耕织图+竹枝词”模式被明人视作继楼璹之后的又一次创新。之后,随着弘治本《便民图纂》被建阳书坊所翻刻,其中的“农务女红图”成为明代中后期诸多日用类书中耕织图像与农业竹枝词的来源,这从日用类书中的“题农务女红之图”与农业竹枝词部分皆可得到印证。

传统农耕文化“走出去”: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

对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传播过程进行历史考据与分析,考察其如何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流布日本,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季耕作图”“养蚕机织图”等日式农耕图绘。研究发现,《耕织图》东传日本的历程是一个禅宗语境与日本室町时代幕府文化交融的过程。《耕织图》原有的“劝农课业”与“鉴戒主义”的传播意图在传播过程之中被削弱,居于次要地位的艺术审美功能被放大。而通过将《耕织图》转换为日式艺术作品,连接起禅宗寺庙与幕府将军的权力控制,彰显出统治者的文化品位,实现了文化变迁。这一转变在承袭《耕织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意味之余,亦赋予日式农耕图绘在文化意象上更加浓厚的宗教意蕴。

从图像片段到语言系统——基于《耕织图》分析的江南乡土景观语言结构研究

通过对《耕织图》及其中的乡土景观的认知,主要基于结构分析和语言类型的提炼展开研究。以《耕织图》为主要对象和线索,结合相关农业历史资料,逐层推导并归纳了农业生产塑造下的江南“水-圩-居-山”“圩-场-院-筑”“水-院-筑”等乡土景观语言结构类型及其背后的逻辑和规律,并以各类型之间的结构性联系为纽带建构了乡土景观语言结构系统,以此作为一种从传统农业出发的对江南乡土景观的重新认知,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当代转译可能性的语言参考框架。

以“耕织图像”为核心的知识图谱设计及应用研究

耕织图像是艺术领域重要的图像资源,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驱动下,提出一种面向耕织图像的数字资源开发,实现多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源数据知识图谱构建、主题性检索功能设计,以满足知识服务需求。构建耕织图像知识图谱与数据关联,选取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为数据来源,搭建图文资料图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体知识图谱,以充分挖掘利用图像知识。基于关联数据构建作品的知识图谱模型,能够揭示耕织图像的语义信息,为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的数据化转换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既能揭示耕织图像之间隐藏的关系,又能比较分析耕织图像中未知图像的内涵,以及耕织图像中所涵盖的关于耕作和纺织图像技术、工具、动能等的发展演变。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艺术、政治与仪式——再探中国古代“蚕织”图像的传播与社会功能

“蚕织”图像,指涉及蚕织劳作活动的图形和影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此类图像主要存在于工艺美术与绘画领域。本文以宋代“蚕织”图像所涉及的三类绘画主题—“豳风图”“耕织图”和“蚕织图”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受众群体为切入点,对以往该领域研究中有关此类图像社会功能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文中对“蚕织”图像的不同受众群体在该图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他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自身社会分工间的联系,由此梳理出该图像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完整的传播链条,并讨论了这一传播链条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治理的意义。

《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探析

吴越国钱镠奠定了“苏杭熟、天下足”江南富庶的“天下粮仓”,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宋室定都杭州促进了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剧增人口带来社会压力急需农业技术推广载体的创新,京畿郊县於潜天然优越的环境成为水稻蚕桑生产和耕织文化的沃土,“诗画县令”楼璹情系耕织积极担当记录於潜农桑生产的画家,等等。这些得天独厚、适逢其时、正逢其人的历史背景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构成了《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必然。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劳作过程。从南宋直至晚清,由于许多文人画家参与绘制"蚕织图",图画内容、图画数量、绘制风格各不相同,故留下了"蚕织图"不同的绘制版本。至清代,"蚕织图"出现了石刻、年画、瓷器、彩绣画、实景图、彩廊、墨锭、木刻屏风等表现形态各异的载体,为"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体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蚕织图"也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织物组织结构自动识别系统开发初探

简述了织物组织结构识别的研究现状 ,尝试运用图象分析原理 ,借助于普通的图象采集设备 ,用C+ + Builder为工具开发系统软件 ,实现织物结构的自动识别 。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从汉画像石看两汉牛耕技术的进步——兼论两汉时期南方地区的牛耕问题

两汉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牛耕的推广及牛耕技术的进步,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牛耕技术进步的具体形态学术界尚有不少分歧。我们可以相关文献资料中的画像石牛耕图为基本依据,系统考察汉代牛耕技术所涉及的犁铧、耕牛、耕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形态因素,探讨两汉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因。西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出现牛耕,直至东汉中期以后南方地区的牛耕才得到普遍推广。

几种鲜见的《耕织图》

本文主要介绍了南宋梁楷、李嵩,明代仇英、宋宗鲁,清代冷枚、陈枚、何太青以及袖珍型等八种目前比较鲜见的《耕织图》,并分别就其内容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对《耕织图》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以此作为对《中国古代耕织图》一书的部分读者所提问题的释疑。

梁楷《耕织图》存世和“减笔画”特征及对日本“四季耕作图”的影响

文章梳理了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分别存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认为梁楷《耕织图》与楼璹版《耕织图》有很大差异,表现为省略耕织活动环节,仅挑选部分场景组合成图卷,较多地表现耕织活动与环境细节,图绘中人物形象体现了梁楷的“减笔画”艺术特征。梁楷《耕织图》于室町幕府时期东传日本,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多年。

仿真彩蜀锦画地组织表现及组织与色彩的配置

通过对仿真彩蜀锦画产品的设计和制织实践,总结出蜀锦画地组织表现的多种形式,探索了纯色地部、经纬线配色地部、"无地"组织地部的组织色彩配置技法,论述了仿真彩蜀锦画的组织设计原理和方法。

楼璹《耕织图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创变

楼璹《耕织图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大型农事组诗,其文本融合了先秦以来大量同类诗歌的艺术精华,虽然尚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其集大成意义毋庸置疑,实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之先声。在广泛继承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耕织图诗》也有所创变。遵循着谏上和劝下的双重艺术旨趣,《耕织图诗》一方面增添了宫廷诗的因素,屡用舜帝躬耕、丞相重农、后妃祭蚕献茧等典故,有些织图诗风格软媚,塑造的人物形象近于仕女,与以往的农事诗颇有差异;另一方面,《耕织图诗》又融入了劝农诗劝勉农桑、化育民风的艺术功能,有意识地向农村推介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倡导更为合理的家庭协作式的生产关系。楼璹《耕织图诗》奠定了别具一格的耕织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农务女红图”中的左图右史——兼论其对中国传统耕织图体系的影响

“农务女红图”是邝璠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而创制的一批耕织图像,它一方面通过增删图像的方式将当时农业技术的某些最新发展反映于其中,挣脱了传统耕织图像绘制中“技术停滞”的桎梏;另一方面又将楼氏所配的五言诗改为民间流行的竹枝词,把读者的范围从士大夫拓展至庶民百姓。这些图像与竹枝词因其通俗性而被晚明建阳书坊的书商们所青睐,开启了日用类书“农桑门”中插入耕织图像的滥觞,使得由楼璹开创的、一直居于庙堂之上的传统耕织图体系开始通过版刻的形式传播到民间社会,构成了耕织图传播的另一种模式。

桂馥的《黔南苗蛮图说》和作者的民族地区治理情结

从图画的角度看,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的桂馥《黔南苗蛮图》是清代《百苗图》与《耕织图》的综合体。桂图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安逸、富庶的贵州民族生活情境。我们可以把桂图看作是"贵州苗蛮耕织图",尽管作者声称其作图的目的是"悉苗蛮之风俗与好尚",但图中的场景并非是画家对现实的模写,而是一种期盼和引导民族地区民众男耕女织、自力更生、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的生动表现。

南宋《耕织图》的流变、传播及政治使用脉络

本文将不同版本和用途的楼璹《耕织图》进行图像内容、题跋、媒材、风格的对比,试图勾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耕织图》在南宋的传播路线及政治使用脉络。《耕织图》的众多版本不一定完全忠于原本,创作者会根据不同的受众、用途、目的来进行一定的创新。《耕织图》在南宋主要从四种途径流传,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使用脉络:吴皇后注本的《蚕织图》只截取了《织图》的部分进行详细注释,作为宫中的蚕织技术指导图;南宋画院画家制作的摹本,根据其对原作的改动程度及不同用途分为三类:忠实原作的高宗朝院画本及刘松年本,进行创造性再现的梁楷本与意象化再造的李嵩本。楼氏后人、朝臣等对楼璹本的翻刻其目的是为了"以传永久"并使君主感知农桑为天下本,其选择的复制方式主要为石刻、版画等;绘制于南宋郡县大门的《耕织图》壁画的出现也说明了《耕织图》传播的范围已经下沉到了普通民众。对于庶民来说,《耕织图》既是科学的桑蚕技术详解图,也是政府一种较为直观的"劝农"手段。

农业景观信息探研——以四库本王祯《农书》为例

元代王祯《农书》是中国重要农业典籍,其四库本相对于其他版本图像信息更为全面丰富,生动地记录了传统农具及相关生产技术状况,并反映出了当时的农业景观信息。选用《农书农器图谱》中人、物、环境信息相对全面翔实的图像作为主要研究依据,对其进行分类与总结,描绘并探讨土地利用、农田水利、农作物种植、农村生活等方面的景观信息,再现古朴宁静的田园风貌,并由此揭示古人在农业活动中的技术发明和农业景观形态。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也对当今的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景观建设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启发。

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生态衰败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

清代中前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的最后盛世——康乾盛世。然而,北宋以前长期被视为国家统治中心地之一的淮河流域却在"盛世"之下加速衰败。伴随区域社会生态的衰败,作为男权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其生存状态也不断恶化。当长期作为淮河流域农家理想经济结构的"男耕女织"模式开始蜕变为仅有"男耕"而无"女织"的残缺型生产模式时,女耕化与逃荒成为淮河流域大多数女性新的生活"选择"。同时,随着曾经淳厚、淳朴的民风异变为暴戾、狠斗之风时,淮河流域女性频遭男性的各种暴力侵害与摧残,甚至出现了女性群体的暴力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