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意象的寓意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虎”在《金瓶梅》中是一个象征欲望的意象。词话本中以武松打虎开篇,通过武松打虎与小说其他情节的映射,警示读者“虎中美女”,即色欲的危险;崇祯本第一回则暗写武松打虎,明写玉皇庙观虎,通过二者的互相映射,揭示了财色之欲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两面性;将虎作为象征欲望的意象,其灵感当来自道教内丹学理论,贯穿《金瓶梅》的“龙虎斗”结构以道教理论否定了西门庆等人纵欲的合理性;虎意象体现了《金瓶梅》中观念的丰富与复杂,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是服务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的。

论《金瓶梅词话》书信文体的特点及功用

《金瓶梅词话》中的书信主要分为公务信函、情书、家书及亲友书信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书信因写作者身份、写作场合、文本语境的不同,呈现出相应的文体特点。通过书信可以透视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暴露官场的畸形生态,展现晚明的礼仪与经济文化,并将西门府内外世界有机连接,展示出更广阔的活动场景。探讨《金瓶梅词话》书信文体的样态与功能,有助于了解《金瓶梅》文本的演变轨迹,进而考察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文人化的发展趋势。

希腊神话“金苹果”溯源

“金苹果”是希腊神话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围绕“金苹果”展开的若干神话故事,不仅有着自成体系的文字记录,而且在古希腊瓶画和雕塑作品中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从最早的神话记录文字来看,“金苹果”的“金”指的是“全金的”,而非指“金黄色的”。“金苹果”的意思就是“黄金做的一种树上结出的果实”。而究竟这种果实是什么果实,还没有一个定论,有的学者认为是香橼,有的学者认为是榅桲,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石榴。疏通这些故事的相互关系,结合诸多古希腊瓶画以及雕塑作品中的相关内容,可确定“金苹果”的真实身份。

从《金瓶梅词话》透视古本《水浒传》武松形象--兼及杭州容本《水浒传》万历时代之创新

《金瓶梅词话》中武松打虎与杀嫂呈现出的武松形象,应是源自正德嘉靖之前文化的古本。通过《金瓶梅词话》本可以大致看到古本《水浒传》的武松原始形象;杭州容与堂本《水浒传》已重塑了新武松等人物形象,容本是以万历时代文化理念创新的一部全新作品。

金光杏梅果实生长动态观察初报

研究结果表明,金光杏梅果实生长发育动态呈“慢-快-慢-快-慢”的“3S”型曲线．整个发育过程可分为5个时期:幼果缓慢生长期、果实第一次迅速生长期、果实第二次缓慢生长期、果实第二次迅速生长期和果实熟前缓慢生长期。果实第二次缓慢生长期与果实硬核期相吻合,果实第一次迅速生长期和第二次迅速生长期是果实增长的两个关键时期。果实纵、横、侧径和果肉厚度与果实鲜重和体积变化曲线极为相似,经相关分析,果实纵、横、侧径和果肉厚度与果实鲜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21**、0．9442**、0．9413**和0．9843**,与果实体积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91**、0．9462**、0．9373**和0．9824**,均呈极显著相关,说明它们是同步增长的。果核的生长发育动态呈“快-慢-停”的近“厂”型曲线,谢花后31d以前是迅速生长期;31d后进入缓慢生长期并开始硬化、变色:至59d达到固有大小和颜色,硬化结束,59d后停止生长。

再谈《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

张箭先生在《<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考》[1]一文中,经考证认为明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瓜子",是向日葵的子(葵花子),但是葵花子广泛应用于食用和榨油最早是在晚清。实际上该瓜子应该是西瓜的变种,子用西瓜的子,子用西瓜所产瓜子在明清流行程度很高,子用西瓜一般被称为打瓜或子瓜,该瓜子今天又被称为黑瓜子。

金光杏梅果实生长发育规律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金光杏梅果实,生长发育动态呈“慢—快—慢—快—慢”的“3S”形曲线,整个发育过程可分为5个时期:即幼果缓慢生长期,果实第1次迅速生长期,果实第2次缓慢生长期,果实第2次迅速生长期和果实熟前缓慢生长期。果实第2次缓慢生长期与果实硬核期相吻合,果实第1、2次迅速生长期是果实增长的两个关键时期。果实纵、横、侧径、果肉厚度与果实鲜重、体积变化曲线极为相似,果实纵、横、侧径、果肉厚度与果实鲜重、体积均极显著相关,说明它们是同步增长的。果核的生长发育动态呈“快—慢—停”的近“厂”形曲线,谢花后31d前是迅速生长期;31d后进入缓慢生长期并开始硬化、变色;至59d达到固有大小和颜色,硬化结束;59d后停止生长。

“箱笼”:《金瓶梅》女性书写的“功能性物象”

"箱笼"是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器具。其出现,一般缘于叙事话语"再现"生活真实的需要。由于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符码(如服饰、陪嫁、内闱等)大多涉及"箱笼",故其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情节场面中出镜尤为频繁。在《金瓶梅》一书中,"箱笼"不仅是"再现"古代女子生活常态的普通物象,也不止作为满足叙事现场真实感的道具存在,而是同人物的生命轨迹紧密关联,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有机结合,在观照女性命运、构造情节场面、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金瓶梅》女性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性物象"。

《金瓶梅》对《西厢记》的“戏仿”

在《金瓶梅》的风情叙事中,贯穿着一种对《西厢记》的"戏仿"。这一戏仿不仅表现在人物的言语、行动上,还表现在具体的场景描摹和情节暗袭中。所谓"戏仿",既是对原文本的降格、脱冕和亵渎,又是一种对才子佳人叙事的颠覆,带有一种"解构主义"和"反讽"的特征。这种戏仿所形成的审美风格,恰好显现出身体的狂欢和禁忌之消失的时代征候。

《金瓶梅词话》中“和”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金瓶梅词话》中使用的“和”类虚词成员有“与、和、并、同、连、共、及、将、跟”等9个,它们在语法意义及分布上各具特征:在使用频率上,“与、和、并、同、连”为最常用的5个,而“将、跟”则极为罕见;在分工上,“并”主要用作连词,“同、连”多用作介词,“将”只作介词,而“及”只作连词;在主要用法上,用于引导出动作行为的偕同者的主要用“和、与、同”,引导出动作行为的受益者的主要用“与”,引导出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的主要用“和”同“与”,引导出比较的对象的主要用“和、与”,表示强调的只能用“与”和“连”,介绍出动作行为涉及的另一(些)对象的主要用“连”。

20世纪以来王世贞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王世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生平研究,集中在王世贞年谱,以徐朔方与郑利华《王世贞年谱》为目前最详实年谱;(二)文学研究,热点集中在王世贞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三)对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史学与书画成就等方面的研究。同时,20世纪以来对王世贞的研究还存在某些不足。

《金瓶梅》时空叙事的创新及其小说史意义

《金瓶梅》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衍展而来,但在时空叙事上却突破了原书的规限。它在时代背景上有意混淆宋明两朝,成为通俗长篇小说鲜明深刻地反映时代特征的先例。其疏密有致的纪时叙事、接踵不断的节庆书写,也都通过前后的对比呈现出盛衰之变、冷热之感。它把主要叙事地域由阳谷转换到清河,产生具体指实却又无法确究的艺术效果,进而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社会描写,将庭院布局与故事发展、人物塑造相结合,营造了联系紧密的多层空间场域。总体而言,《金瓶梅》为通俗长篇小说树立了新的范式,开创了世情章回小说这一新类型,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性描写比较

在东西方描写性爱的小说中,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D.H.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两部作品,由于这两部小说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以及这两位作者对性的主观认识和艺术修养的差异,导致了在性欲描写上的很大差异。本文通过比较认为,《金瓶梅》主要是以男性为中心,描写性的放纵和淫荡,畸形和变态,体现了肉欲狂欢的世俗精神,但强调戒色劝善的主旨,体现出作者在创作主旨上的戒色禁欲与具体描写上的淫荡纵欲的矛盾。《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主要是以女性为中心,描写性的自然与美妙,合理与圣洁,张扬了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激情交融的巨大活力,表现出作者在性认识上的人本精神以及在性描写上的唯美倾向。

芮效卫英译《金瓶梅》的文化战略启示

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在大众眼里只是色情小说,数百年来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在芮效卫(David Roy)看来,《金瓶梅》不仅是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世界叙事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芮氏毕其一生研究和翻译《金瓶梅》,不仅为英语世界奉献了第一部完整的《金瓶梅》英译本,而且以其独特的"全译"理念、高超的翻译技巧和详尽的文后注释将《金瓶梅》变成一部中国(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受到西方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高度认同。研究芮氏的"全译"策略,不仅有益于我们认识微观层面的文学文本翻译,更能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带来深刻的启示。

《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

《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涵,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

陈忱丁耀亢小说合论

陈忱和丁耀亢是清初最重要的小说家,在身历明清鼎革人生进程的陡然转折,被迫作出痛苦的"进退出处"的角色选择后,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写出了独特的作品,从而揭开了清代小说史的序幕。通过他们的具体作品,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寻绎出士人们的"思想的流程"。

论《金瓶梅》中的两性观

《金梅瓶》中的两性观受到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和重情轻理社会思潮的明显影响,注重权钱交换与情欲感受,体现出迥异于传统的新特色。从社会文化意义上说,这种两性观是对传统两性文化的挑战,喻示着两性关系中新质素的萌生,同时在情欲的表层下蕴含着对人性的思考。

《金瓶梅》与柳子戏关系考

明清市井小说《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运河河畔,书中人物所演唱的曲牌与柳子戏曲牌关系紧密,经证两者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文化区域内,使用相同的伴奏乐器,唱同名的俗曲与戏曲,所以《金瓶梅》记录了柳子戏曲牌发展之踪迹,柳子戏活化了明代《金瓶梅》书中所写之妙曲。

王世贞作《金瓶梅》新证

《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贞莫属。根据有四：①“兰陵笑笑生”中的“兰陵”并非地名，而是运用藏词艺术手法隐含作者姓王，是一个孝子；②弄珠客《序》采用析字格手法，表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嘲弄姓朱的皇帝；③王世贞的父亲王■被杀与嘉靖帝有直接关系，替父报仇是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主要动机和根本目的；④作品中的明代三个真实人物是王世贞的暗示性符号。

谈《金瓶梅》中的说唱艺术成分

《金瓶梅》词话本是说唱活动的底本,该长篇小说是在说唱艺术中生成的一朵奇葩。《金瓶梅》说散本是从词话本发展来的,尽管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删削改动,但说散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说唱艺术成分。说唱艺术成分的存在,使《金瓶梅》文本(包括词话本、说散本)具有了别样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