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文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文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文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文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周作人的现代散文源流观

文章梳理了周作人的中国现代散文源流观 ,肯定了他将西方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本土化的散文源流阐释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

论汉都长安对汉赋兴盛的促进

汉赋作为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汉都长安,作为汉代强大国力、昂扬奋进民族精神以及汉人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的载体,为汉赋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发面的强大支持,对汉赋的兴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兆洛的“公文观”

李兆洛因"骈散同源"的通融之学为世人所熟知,这种通融观同样也渗透在李兆洛的公文理论中。李兆洛认为公文写作不应失去原有的神理而走向模式化,创作者的个人积累对公文写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首先要在个人修养上下功夫。在公文的骈散之争上则持有骈散通用的观点,重视不同公文文种间的写作差别,也看到同类型公文间相互通用的写作方式,在公文之审美上则讲究义理、气格与辞藻之间的平衡,追求理足、气足与意足。

试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文学根源

文字狱横行 2 0 0 0余年 ,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无疑是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诗文阐释方式也是导致文字狱产生的重要原因。弄清它们与文字狱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文字狱这一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

柳文艺术在宋代的接受

宋人对柳文艺术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柳文语言上的善造新语和柳文文体上的模拟之格。柳文在宋代被接受与宋代儒学复兴运动进程一脉相承,反映了宋人志于创新的文章学思想和力行古道的复古主义思潮。

散文的摇曳美

The beauty of flickering in prose aesthetics is the reflection of dynamic beauty,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ariation of prose arts. It is also the comprehensive embodiment of many features and requirements in prose, and its creation is mainly through the form and the content.

论初唐《汉书》学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初唐《汉书》学大兴,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初唐与六朝学术传统的自然衔接,一方面在于《汉书》研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建立起密切关联。崇尚用文学的形式炫耀学术、以广博的学术装点文学的时代风气,推动《汉书》学、《文选》学和类书编纂在初唐同时臻于繁荣。在骈偶文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初唐,作为骈体诗文杰作的渊薮,《汉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文学与科举教科书的作用。

屈原辞赋比兴的多源性

屈原辞赋多用比兴象征,与传统观点不同。屈辞比兴象征具有多源性。屈辞是抒情诗篇,运用比兴借外物间接抒情是抒情诗体的最佳选择。春秋战国时期微婉的言辞应对、雍容闲雅的赋诗言志、逞智尚巧的用隐风气,乃屈原辞赋好用比兴的社会环境。屈原特殊的出身、曲折的人生经历、孤傲狂放的个性品质,是影响其特殊比兴意象选取的个性因素。

“释事忘义”再评价

《文选》注释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即对"释事忘义"这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持负面评价。厘清这个问题对诗文注释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谓的"释事忘义"其实是古人对于"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的批评。对于诗文注释来说,这两种注释方式各有优劣。文本类型、注释者的注释目标、读者预设、个性、兴趣、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了注释者的选择和使用。因此,用带有贬义色彩的"释事忘义"这个词一概而论地批评以"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这是不科学的。

“啸”的源流

"啸"是在唱片和磁带等录音设备出现以前就已失传的中国古代技艺的一种。和配有歌词的歌谣不同,"啸"是一种仅借助人的声音表演的口技,不具有特定意思和内容。这一行为在魏晋到唐代的名士之间盛行,据传晋成公绥、孙登、阮籍等都是啸的名手。啸技共有外激、内激、含、藏、散、越、大沉、小沉、疋、叱、五太、五少这十二法。周汉时代的啸原本不仅仅是声音的技艺,也是巫师或术士召集灵魂、役鬼、精灵、鸟兽、风云、雷雨等异类事物所用的法术之一。

外国散文理论溯源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研究

在外国散文理论溯源的视域下,亚里士多德创作的《修辞学》站在古希腊散文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视野上,力求全面、系统地创立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理论。现代散文的纯文学审美评价标准下中国化评价视角研究者时常只注意到亚氏散文观对作家主体性造成破坏的局限性,忽略了亚氏所倡的散文有与中古古代文章学暗合的承载社会大道的价值。回归亚氏在马其顿宫廷教学的历史情境,就可以看出他对散文文质的规约着力于拓展散文文体不被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也给后世散文理论、散文创作留下了实用、客观的散文特质。

元代湖湘学术源流考论--基于学记文中的记述

元代是湖湘学术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元代湖南学人在其学记文中,往往借梳理湖湘学术源流,把周敦颐确立为理学奠基人、湖湘学术创始人和元代道统谱系中的首位传人,进而提出“湖南道学”说,旨在传续湖湘学脉、发扬湖湘学术和开拓湖湘学派。元代湖湘学术知行合一的内在精神,由此成为湖湘学派的共同旨归,湖湘学术开始进入教化百姓的现实层面。践行湖湘学术,反对科举利禄,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湖南学校的立学宗旨。元代湖湘学术是理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也是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对于后世湖南学人和湘学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