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变态人生

《金锁记》执着于展现曹七巧与情欲、物欲搏斗的命运史,张爱玲在她身上把封建伦理、金钱对人的异化展示得最为彻底。小说前半部分表现人性被异化的全过程,后半部分则描述人性沦落之后的七巧的变态人生。小说不仅仅是对人性丑陋的展示,更展示了一个正常健康的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贬抑下如何一步步丧失了母亲的本性,被彻底异化成为变态的母亲,展现了人性的荒凉。

女儿节的狂欢与日常——对曹家庄村乞巧活动的社会性别观察

乞巧节,古称"女儿节"。女性是乞巧节的活动主体,她们乞求貌巧、手巧、生巧、身巧。从表面看,乞巧节是女儿们的狂欢,实则是在传统的男权体系下对性别意识的教化和强化,是女性对传统性别期待的自我认同。

力比多的压抑、投射与移置——《金锁记》人物悲剧心理因素解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即"力比多"是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内容,这也是我们解读《金锁记》人物心理因素的最佳注脚。力比多的压抑和投射的失败使七巧成为被害者,而力比多的移置又使她成为加害者。

母性主题的另类表达——关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金锁记》中的母亲形象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是疯狂的母亲,她们自身经历了苦难,与不公平的命运进行了抗争,在她们的身上,母性的温柔、善良等特征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变态的母子情感。她们的命运,以及整部作品的基调,可以说是作者童年时代的情感体验,也可以说是作者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一种解读。

论《生理新语》中恽铁樵的重视人体“救济功能”思想

近代中西医汇通医家恽铁樵在《生理新语》中对传统中医的人的生生之气阐发为人体的"救济功能",认为利用人体"救济功能"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并以中西医治疗烂喉痧为例,对中西治疗烂喉痧的不同原则进行了对比解说,深化了人们对中医为"生生之具"的认识。

从杨钟羲《雪桥诗话》节日民俗看清朝京师盛世图景

杨钟羲《雪桥诗话》四集收录了大量有关节日民俗的诗词作品,描摹了京师上元节、中元节、中秋节等节日的热闹场景,表现了作者对清朝盛世图景的讴歌,寄托了作者作为清朝遗民的昔盛今衰、物是人非的感慨。

神圣与世俗—宋代执莲童子图像研究

在宋代曾大量流行童子执莲图像,无论是佛道壁画还是世俗塑刻,执莲童子均成为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图像之一。对于此类图像的来源,曾有多位专家、学者撰文进行探讨,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图像的出现纯粹是风俗所使,有人则认为是宗教所致。本文拟从现存的宋代执莲童子图像入手,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揭示宗教与民俗在图像背后的关联,尤其是宗教图像世俗化的微妙过程。

关于“七夕”文化的几个问题

“七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其中蕴含了上古文化演变的许多奥秘。首先,过去对于形成神秘数字“七”崇拜的原因揭示不够,通过对七曜、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等天文崇拜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使神秘数字“七”崇拜成因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得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揭示。其次,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有着坚实的中华文化基础,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地,对于认识“七夕”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无意义。再次,过去对于“七夕”乞巧与女性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认识,而对其中隐含的生殖文化内涵少有研究。从两种生产的角度深入考察,对于揭示“七夕”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需要层次理论看赵姨娘与曹七巧的人生悲剧

曹雪芹笔下的赵姨娘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两个"坏女人"的典型,但她们并非生就的恶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正常人各种需要的严重缺失与匮乏是导致人的心理扭曲、人格丧失和行为变态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赵姨娘和曹七巧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她们正常人生需要的缺失与匮乏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赵姨娘和曹七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女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悲剧的典型。

《乞巧》——被学界遗忘近一个世纪的传奇

《乞巧》传奇,自吴梅《瞿安书目》《奢摩他室曲丛目录》著录之后,未见研究者提及。该剧今存清刻本、民国涵芬楼影印本、民国间石印本三种版本,后两种均据清刻本影印,三种均为吴梅旧藏。剧本据民间"姑嫂成婚"故事创作而成,吴梅先生推断此剧是明代苏州人所作。从明清戏曲目录均未著录以及剧本题材等情况来看,把此剧定为清代人作更为合理。

在男权社会中沉沦的传统女性——论曹七巧和王琦瑶性格命运的相似性

张爱玲《金锁记》和王安忆《长恨歌》都是以传统女性为书写对象,展示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通过对比曹七巧和王琦瑶性格命运的相似性,从男权社会意识和女性心理痼疾两个角度梳理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从而可以看出两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着眼点的承袭关系。

论曹七巧悲剧命运的文化隐喻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患有畸形心理的虐待狂,是一个被扭曲了人性而不自知的悲剧形象。其悲剧性体现在她既是一个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施害者。她对儿子态度暧昧、对亲人无情冷漠,让自己变成金钱的奴隶,在这些残酷悲剧的表象之下,曹七巧形象实质上透射着复杂而浓郁的文化隐喻。

乔振刚治疗蛋白尿经验

蛋白尿与气虚及气化无力有关,与脾、肾、肺关系密切。气虚可致脏腑功能不及;脏腑功能受损,致气更虚、气化更弱。临证采用乔氏气化消白饮治疗。乔振刚主任医师认为,病之初期,人体正气尚旺,补益药物用量不宜过大;患病2~5年者,正气渐损,脾胃渐弱,要时时顾护脾胃,慎用苦寒之品;患病5年以上者,元气较弱,补气药物除黄芪外,要增用人参或西洋参;久病必瘀,适当加入丹参、三七、水蛭等活血化瘀之品,在疏通全身气血同时,改善肾脏微循环;阳虚症状明显者,酌加附子、桂枝、肉桂等温阳药物。总之,把握阴阳互生和协调平衡,力求阴平阳秘。

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历史嬗变探究

图书分类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世界公认的我国最早反映图书分类体系的著作,也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到三国、西晋时,由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典籍与日俱增,为了适应当时类分图书的要求,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又一系统——四部分类法也就随之诞生。之后宋代还有郑樵的图书分类法。到了20世纪初,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始传入我国。受其影响,国内图书馆界许多学者经过不断的探索创新,终于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现代图书分类法。其中在全国推行较广最具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主要有三部:分别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

时间人文化的意义——论沈从文、汪曾祺小说中节日等独特时刻的运用艺术

独特时刻的运用是一门艺术。沈从文、汪曾祺善于在小说中选取和征用一些独特的时间刻度,如节日等,以增加文本的人文深度和厚度。时间的人文化使沈、汪小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深度加浓加厚,情节结构彰显更加自然、更富魅力,特定地方、特定人群的人文状态和人文根源得以表现和挖掘,狂欢色彩得以凸现。

“以人类书”“以书类人”平议

郑樵《通志·校雠略》首先总结出“以人类书”“以书类人”两种著录原则,章学诚《校雠通义》将之上推到《汉书·艺文志》。此后,学者多有论述,但不循名实,对郑、章之说误读曲解,造成了长期的基本概念混乱。其实,“以人类书”与“以书类人”两种著录形式在《七略》中即已出现,《汉志》承之。“以人类书”以知识类型或学科归类,“以书类人”突出不同的学人、学派,各有千秋,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掌握运用。

《梧桐雨》第二折并无“乞巧排宴”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现行全国高校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 ,其第六编“元代文学”部分《白朴和〈梧桐雨〉》说《梧桐雨》第二折是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排宴的 ,其实古今各种版本的《梧桐雨》第二折均无“乞巧排宴”的情节 ,这个情节应在第一折。另外 ,这本《中国文学史》还说《梧桐雨》的转折点是在第三折 ,其实应在第二折。

困境中何以突围?——以《灵旗》为例略谈对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启示

小说《灵旗》体现了较高的美学水准,对当前抗战小说的创作依然具有借鉴价值。从思想主题上看,该部小说的写作超越了社会结构视野以及战争本身,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来反思人的命运、战争的残酷以及历史理性的荒谬,其内蕴着一种可贵的哲理精神。从形式上来看,这部小说运用了意识流、心理刻画以及"超现实"等多种艺术手法,具有艺术创新的自足性和启示性。

明清时期祁太秧歌中的晋中节日风俗

祁太秧歌源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展现了丰富的晋中节日风俗。从太谷秧歌剧本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明清晋中社会,传统节日与日常休闲娱乐紧密结合;乡民在节日时节常演出祁太秧歌以酬神祈福,表达他们对诸神的信仰和情感,体现出节日的多重功能。

个体与伦理视角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论曹七巧的泪与三仙姑的羞

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具有很多共性。她们都情欲旺盛,却都遭遇了不幸的婚姻,感情受到压抑,以至于性格扭曲,做出了种种不合常理的事情。不同的是,张爱玲在描写曹七巧种种"恶"的同时,还描写了她独自一人时的垂泪,而赵树理只看到了三仙姑的"恶"以及在这"恶"的背后三仙姑的脸红。可以说,张爱玲对曹七巧流泪的描写,说明作者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赵树理对三仙姑脸红的描写,只能说明赵树理对三仙姑仅是远远围观,尚未进入三仙姑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三仙姑的塑造反映了赵树理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思想,对曹七巧垂泪的描写则体现了张爱玲对个体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