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的时与地再探

《史记》中有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之说,古今学者罕有异议,以至成为定论。但详细考察《史记》此说的史料来源,发现其本之于《秦记》,而后者仅记周幽王十一年幽王被杀,秦襄公被封为诸侯。至于周东徙洛邑事,虽在周幽王十一年之后,至于具体在何年,《秦记》并未明确。实际上,《史记》中的这一说法基于司马迁个人的推断,未有可靠资料凭据。根据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可知,平王东迁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过程:平王元年东迁的地点是成周,即考古所发现的韩旗成周;再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平王三十三年之后又从韩旗成周迁至洛邑,即考古所发现的涧河王城。《史记》将这一过程笼统地说成平王元年东迁洛邑,并不准确。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知识标注与计量分析初探

基于古籍文本知识挖掘和知识库构建、围绕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等视角展开的计算人文探索,已逐渐成为古籍保护和研究利用的重要方向。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引书研究能够为传统研究问题带来新思路与新技术,拓宽古籍研究视角,提供可靠数据支撑。本文以人工标注结合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史记》三家注中的引书知识进行了标注研究,随后分别从分类视角和三家注对比的视角出发统计并呈现了引书和引用作者的分布规律。本研究以《史记》三家注为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古籍引书知识标注技术流程和框架,并将统计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了古籍引书研究,对于推动和完善《史记》研究和古籍引书研究均具有参考价值。

“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史记》凡例与新文本生产

《史记》版本众多,文本形态复杂,在新文本生产过程中,编刊者的新文本意识、编纂意图与时代风潮不同,使得《史记》凡例内容、位置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记》新文本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有凡例可寻,在凡例形态正式确立之前,它的功能通常被书序、序例、史例、义例等形式承担。唐宋明诸本《史记》凡例体式日渐成熟,以“副文本”形态独立呈现,但凡例编纂宗旨与阅读指南的作用却始终存在。诸多《史记》凡例揭橥不同文本形态的《史记》新文本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史记》的版本鉴定与源流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论元散曲对《史记》项羽形象之接受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史蕴文资——试论史学视域下台湾妈祖宫庙志编修问题与方向

台湾地区妈祖庙志编纂始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规模、历史的妈祖庙纷纷编修庙史,保存和记录庙宇的历史沿革、建筑变迁、宗教活动。但也因各庙的立场与编撰史家因素,故衍生出各种矛盾。本文系以史学为视角,提出中国传统史学家所需之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四长为思考,提供庙志撰述者参考。主张当代庙志的编修,应考量多元性与复杂性,除庙志应有的内容外,各庙可以彰显其特色亮点。建议应先展开资料盘整与区域研究,通过研讨,广泛交流,形成共识,逐步建构以“史实”为根据的妈祖信仰谱系。此外,应推动庙志的区域性资料研究,考量建立数字妈祖庙志与实体之图书馆。

论杭世骏方志序跋及其价值

探析杭世骏方志序跋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发现杭世骏方志序跋,不仅详细记载了地方志书的编纂经过、修志宗旨和资料来源,还深入探讨了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为后人研究地方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也为后人考查杭世骏交友情况以及洞悉康乾时期的文学生态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杭世骏方志序跋文字优美,考据严谨,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学术素养,也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修志观念,对推动清代方志编纂和文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古典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性言说——评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

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史传作品的代表作品《史记》文学经典化作了理论性探讨,其“文学经典本质说”“建构路径多样说”“读者主体能动说”,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框架,使该论著成为研究“史传典籍何以文学经典化”的开先河之作,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理论性言说的典范。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史记》华兹生英译本之翻译美学视角探析

《史记》作为中国传统典籍之一,蕴含着隽永的古韵美学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史记》华兹生英译本为例,借助刘宓庆教授的现代翻译美学理论,分别从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对其翻译美学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汉英语言隶属于不同的语种,汉英转换过程中无法做到美学效果的完全传递;但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可以在充分理解把握原文音韵、词汇、句段、情感与意象的基础上,诉诸多种翻译策略来传递原文审美内涵,让外国读者感受到中国典籍古韵之美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魅,从而助力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走向海外。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史记》中的水战及其启示

《史记》秉承《左传》的传统,也写了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论叙事与描写皆有其特色,然以陆战为主,至于水战虽然不多,亦有可圈之处。《史记》中关于水军的记载对于古代战争的研究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且对其中水战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古代舟师及兵器的状况,更对今日走向深蓝有着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在东海、南海领域争端渐现,我国开始重视海洋问题,这也带动了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水军研究的重视。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