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emo时听红歌”:现象、本质与启示

当前网络空间中越来越多的青年采用听红歌的方式来抵抗“emo”情绪,并逐渐形成了“emo时听红歌”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研究发现“emo时听红歌”现象呈现出了多平台交叉的传播轨迹、“星星之火”的传播样态和内容情感积极正向的话语表征;“emo时听红歌”现象的本质是当代青年的情绪自我疗愈,是其对红歌情感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主动找寻,客观上兼具与消极音乐文化对抗的效果;“emo时听红歌”的功能机理主要源于“磁场论”下的行为自洽、情绪调节下的音乐疗愈和情感体验下的精神鼓舞;“emo时听红歌”圈群面临着组织聚合度不足、群体认同感不足和亚文化产出不足的发展困境。面对“emo时听红歌”现象,应当重视当代青年的情绪需求,不断增强青年对红歌的文化自信,推进红歌文化的守正创新,发挥红色主流音乐文化提升新时代青年精气神的重要功能和价值。

校歌文化:从西电的四首校歌谈起

“校歌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是校友与母校情感寄托的一种纽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办学历史上有四首校歌,它们分别诞生在江西中央苏区、延安革命圣地、塞外名镇张家口和古城西安。这四首校歌反映了西电人九十多年办学史上始终如一的育人理念和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本文介绍了四首校歌的创作背景和时代内涵,以及与西电渊源颇深的词曲作者的精彩故事。

威灵与恶力:唐宋精怪世界中红赤系色彩的文化意象考论

红赤系色彩是唐宋志怪文学中刻画精怪形象的重要手段。文化象征源于火焰的红赤系色彩与鲜血的文化意象相叠加,衍生出两元文化象征:一方面红赤色成为唐宋精怪世界中位高而权重、辟邪与降福的威灵象征;另一方面红赤色在唐宋精怪世界中也具有灾异与不祥、邪祟与厄运的恶力象征。这种两元文化象征属性,使红赤色精怪成为唐宋志怪文学中的重要主体。

红色歌谣在中央苏区宣传动员中的历史作用

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中的瑰宝,是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它以丰富的内容、独特的方式,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的大众化进程,增强了苏区军民对党领导的革命认同,满足了苏区军民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与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典范。

钢琴伴唱对于经典红歌传播的意义

经典红歌是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钢琴伴唱的方式演绎,可以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学,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这些歌曲的情感和内涵。通过对一定数量的钢琴伴奏演唱经典红歌曲目和演唱实践的考察分析,本文认为钢琴伴唱对于经典红歌传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丰富音乐形式、强化情感表达、提升演唱效果、增强观众共鸣和传承经典文化等方面。通过钢琴伴奏,经典红歌获得新的音乐元素,增加层次感和韵味;钢琴音色和演奏技巧可以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情感;稳定的和声和节奏提高演唱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钢琴音色引起观众共鸣,增强感染力;钢琴伴奏使经典红歌更具现代感,促进传承和发展。与此同时,钢琴伴唱为经典红歌传播增添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提升了听众的体验和接受程度。

红色歌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研究

红色歌曲是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将红色歌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还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和爱国主义情怀。但当前红色歌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红色歌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并寻求解决对策,更容易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建立更加生动、富有情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

考察红色歌曲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可以得出,学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还较少关注,而特定时期音乐艺术成果的传播及其价值是当代创新发展音乐艺术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抗战时期红色歌曲的产生背景和音乐艺术成果,阐述分析此一时期红色歌曲的主要成果及其庄严的政治主题,从思想和艺术方面,总结揭示了抗战时期红歌传播所体现出的吹起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集结号角、擂响全民同仇敌忾走向杀敌前线的战鼓、成为全民抗战的战略指导、造就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珍品等意义。与此同时,归纳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红色歌曲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即时性、阶段性、普及性,以及演唱形式多样和持久性等传播特征。

以歌化育:红色歌曲融入党内教育的困境和破解之道

红色歌曲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凯歌行进的文化投射,也是开展党内教育坚守初心使命的重要资源。之所以百年赓续,除了红色歌曲本身承载的鲜亮底色和动人韵律,更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礼乐文明、共产党宣传教育策略筑基。以时间为经纬,以红色歌曲为坐标,梳理红色歌曲融入党内教育的历程,总体上呈现出与时代互动、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现阶段,红色歌曲要永葆鲜活,融入党内教育,将营养输送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存在创作、传播、实践等方面的困境。从源头上净化红色歌曲的创作生态,优化红色歌曲传播,实现红色歌曲在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在场是突破红色歌曲融入党内教育困境的破解之道。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意义不大,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高校红歌快闪短视频的国家认同建构

红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传播仪式观,探讨高校红歌快闪短视频如何共享爱国信仰和建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短视频记录大学师生歌唱祖国的政治仪式,通过多重权力保障仪式的合法性从而进行议程设置,以国家政治节日为仪式时间再塑集体记忆,以物理信息场景为仪式空间形成情感能量。短视频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包括用象征符号促进国家政治认同,集体记忆生成国家价值认同,情感动员激发国家形象认同,仪式表演链接公民身份认同。

沂蒙红色歌曲融入当代高校课程思政研究

红色歌曲印证着革命奋斗历程,承载着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沂蒙红色歌曲诞生于沂蒙革命老区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深厚的思想性、深远的教育价值和丰富的艺术色彩。沂蒙红色歌曲创新了沂蒙精神的传播载体,对高校党史教育具有传承与引领作用,也为大学生价值观培养提供思想条件,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具有不可多得的教育价值。高校要通过推动沂蒙红色歌曲融进高校教学系统、融入多样化校园活动、引领思政教育网络阵地等途径,让沂蒙红色歌曲真正融入课程思政实践中。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

红色歌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发动广大老百姓参与到推翻黑暗势力统治、寻求获得解放的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了红色文化的建设。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它继承并发展了客家山歌原有的针砭社会时弊、讴歌男女恋情、称颂客家妇女坚韧性格等内容,进而对歌谣的内容和创作群体等进行开创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在创作中体现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等。

沙可夫在中央苏区的红色音乐与戏剧活动考论

沙可夫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艺术家,他曾对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目前学界对沙可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延安时期及以后,而对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艺术贡献关注很少。实际上,沙可夫在中央苏区时期对红色艺术的兴盛起到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比如他倡导“为革命服务”的艺术观、推动“工农剧社”开展有组织的红色艺术活动、通过蓝衫团学校培养红色艺术创演人才、创编了20余首红色歌曲及多部红色戏剧等,他的这些红色艺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红色文艺的发展,并为后来延安时期红色文艺的繁荣提供了宝贵经验。

两幅古代画作所见“鹿形象”反映的宋辽关系

《丹枫呦鹿图》与《秋林群鹿图》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知名古代画作,艺术价值极高,但作者已无从考察,创作年代也存疑。这导致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年代信息,难以形成结论。针对这两幅画作的缘起、作者及年代,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霖灿曾发表见解,多重证据都指向辽代的一组五幅通景屏风画。两位学者的推论有理有据,很值得借鉴,但均基于美术学层面的分析,仅涉及画幅、画法、画风、题材等方面,并未结合当时宋辽两国特殊的政权关系来探讨“鹿形象”在此出现的深层含义、合理性以及所承载的政治象征。本文旨在以历史学视角,对这两幅画作进行深入挖掘,结合宋辽政权关系,探讨“鹿形象”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能呈现的特殊内涵。

江西红色歌曲融入青少年思政教育的探究

江西红色歌曲是一种具有浓郁革命色彩的音乐形式,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近年来,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江西红色歌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思政教育、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中。本文从江西红色歌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出发,探讨了江西红色歌曲的概念界定、思想内涵及对于青少年思政教育的价值、江西红色歌曲的艺术特征及艺术价值对于青少年思政教育的功能分析和江西红色歌曲在青少年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利用江西红色歌曲的建议,旨在推进其应用于青少年思政教育的深入开展。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人民文艺、红色歌曲与中国共产党精神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红色歌曲是人民文艺的典型代表和生动体现,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各个历史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红歌,它们返歌、传唱和培育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勇往直前,不断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民族力量的不断增强需要包括红色歌曲在内的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新时代要求红歌创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共产党的系列精神为灵魂,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传播学视域下陇东红色歌谣译介模式研究

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陇东红色歌谣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份宝贵文献,其翻译与传播对于保护和弘扬红色文化意义重大。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于文学译介研究,以《陇东红色歌谣选译》为案例,提出中西合作、多元化参与为译介主体、红色故事为译介内容、“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为翻译策略、国内外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为译介受众的红色歌谣翻译模式,在此基础上融合传统主流媒体和现代电子媒介,借助多元化传播途径提升译介效果,形成有利于红色歌谣对外传播的有效译介模式,助推中国红色民俗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