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诗体正变简论

《诗经》的诗体包括句型和体式两方面。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诗经》以四字齐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周代尚和的浓重的礼乐文化是《诗经》正格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诗经》内在的抒情性、发展性、音乐性、地域性和原创性又同时决定杂言诗的并存。正格与变格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演变的、协调配合的和厚此薄彼的。而正格和变格的互动潜在着审美的、革命性的意义。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诗经》重言词正变简论

《诗经》中的重言词是古今诗经学和语言学饶有兴味的话题,本文则是从新的角度,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运用统计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美学等方法,对《诗经》文本进行综合考察,发现重言词具有统一多变性,从而提出正变规律说,旨在探求重言词正变的发生及关系。

杜甫七律对仗的正与变

杜甫七律的对仗可分为正常和变通两种格式。中间两联对是正常格式,四联对、三联对、颔联或颈联加首联或尾联的两联对、一联对、颔联或颈联流水对是变通格式;工对、邻对、宽对是正常格式,不讲虚实门类差别的远对、不同短语结构的假对、不顾平仄声律的拗对都是变通格式。变通格式是正常格式的调节和补充。

《诗经》诗体接受正变论

《诗经》的诗体以四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诗》体的正变对《诗经》之后的文学体裁发生深远的影响。《诗》体的四言正格在汉魏被改造成三言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并发展演变为五言、七言和辞赋等诗体。四言在《诗经》时代的正格角色,在其后的时代里,让位给五、七言,而成为变格。《诗》体的杂言变格,成为后来五言、词和其他杂言诗体的直接源头。词、曲在宋、元时代成为诗体正宗,而四言则厕身于庙堂。

明清传奇创作中的填词问题分析

传奇创作在明清文人心目中多以填词视之。传奇之奇,填词之雅,从材料与语言等方面对文人创作传奇进行了心理预设与文体规范。在传奇的填词制作过程中,矩矱与才情、本色与文体、结构与整体布局、奇幻与情思寄托等相互影响,从而对明清传奇乃至戏曲艺术整体的美学特征产生影响。戏曲艺术中板腔体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同时则是曲牌体的弱化,文人填词创作传奇随之边缘化,但其中的审美取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棅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诗歌的“正”、“变”之道与诗人的“非本色”创作——以“诚斋体”为中心

摘要南北宋之际始以"正变"论诗,不同时代、不同批评者对诗歌的正体、变调认识不同,反映人们的诗歌观念随时而变。诗歌发展本是"因时递变"的过程,"变"又分为"正变"和"大变"。"正变"重视表达方式的合乎传统和规律,"大变"者则可能以牺牲形式为代价而追求"意"的自由表达,这种创作往往被视为"非本色",尤以韩愈、苏轼和杨万里为典型。"大变"对诗歌发展进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却往往不能为当时或后世接受和理解。这也是天才诗人超越时代的写作注定要面临的困境。

论石淙组诗的文体及文化意义

初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诗坛仍以应制诗为主,七律因其端庄华赡、精严工丽的诗体特征,受到宫廷诗人的青睐,成为应制诗的一种重要体裁。久视元年(700),武则天游幸登封石淙,君臣赓和,创作了18首同题七律,规模空前,可以说是一次宫廷诗人七律应制诗的成果展示。综观《石淙》组诗及同时期其他七律诗作的合律情况和题材内容可见,在礼乐的制度基础和游宴的文化背景下,在宫廷诗人、珠英学士等的努力下,七律在体制规范、抒情表达、审美特征上都渐趋定型,其中尤以沈佺期表现突出,贡献重大。然而,当时的诗人们虽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这种新兴的声律形式歌功颂德,但用其抒情述怀则仍不熟练,诗体风格远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