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鲁拜集”,也是“柔巴依集”——Rubaiyat的译名之争

波斯中古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Rubaiyat",经过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创造性翻译成了英国文学的瑰宝,其汉译过程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文回顾了90年来海亚姆的Rubaiyat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比较了其各种汉译名,探索了"柔巴依"译名的来源,指出"鲁拜"和"柔巴依"译名之争的文化意义。

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

《鲁拜集》是十一、二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代表作,因十八世纪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的英译而蜚声世界,五四时期又经胡适、郭沫若等人的译介而传入中国,广受欢迎。90多年来,《鲁拜集》的汉译层出不穷,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经久不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现象。文章以胡适、郭沫若两人对《鲁拜集》的最初翻译为切入点,讨论他们的翻译获得成功的时代因素,指出只有符合时代需求、契合时代精神的翻译作品才有生命力,才能够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

翻译即改写:从菲茨杰拉德到胡适——以《鲁拜集》第99首为个案

波斯古代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鲁拜集>,经过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创造性翻译成了英国文学的瑰宝,其汉译本也异彩纷呈,其中不乏创造性译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从单纯考虑语言层面的对等发展到考虑文化层面以及制约翻译行为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等因素,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就提出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改写,这种改写会对译语文化产生影响.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鲁拜集>第99首的英译和汉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的译本比对,探索了意识彤态和诗学体系对菲茨杰拉德和胡适译诗的影响,最后得出创造性诗歌翻译是合理而又可行的这一结论.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改写理论视阈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郭译《鲁拜集》为例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改写",翻译不仅只是单纯的语言系统之间的语际转换,而是译者基于时代及自身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对原作进行有意识,有目的性的改写过程。译者并不是一个被动隐身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个体。本文以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为例,探讨了译者是如何在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规约下发挥其主体性的。

菲茨杰拉德《鲁拜集》翻译策略探究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翻译成就以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为代表。数十年来,菲茨杰拉德的英译一直被视为"意译"或"再创作"的典型,绝少顾及他尊崇源语文本的本质特征。本文以文本考证分析为基础,力图探究菲茨杰拉德为实现源语文本经典再生这一原则而施行的多种独到的翻译策略。认为菲氏《鲁拜集》英译,根据文化传承与经典传播的需求,博采众长,灵活运用,旨在源语文本的生命得以延续,在"脱胎换骨"之后依然具有被读者认可和接受的旺盛生命力。

性别意识与审美重构——以郭沫若译《鲁拜集》为中心的考察

酒与女性是《鲁拜集》中最重要的两类意象。与其他汉译者的译诗相比,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在女性意象的呈现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淡化倾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将原诗中女性化的意象转变为男性化的意象;第二,不译原诗中带有女性色彩的意象;第三,以男性代词替换女性代词;第四,将诗中出现的第三人称女性代词替换成第二人称代词。女性意象的淡化使得源语文本中一些诗篇诗、酒、女人的审美向着诗、酒人生转化,崇拜女性的郭沫若对《鲁拜集》女性意象的翻译处理,既是郭沫若那一时期复杂的性别意识的呈现,也是郭沫若译者主体性自我建构的表现。

《柔巴依集》——波斯文学的奇珍,世界文学的瑰宝

本文通过欧玛尔·海亚姆和他的《柔巴依集》,对菲茨杰拉德的生平和他的诗译《欧玛尔·海亚姆之柔巴依集》的产生原因和经过进行了梳理,并侧重分析了后者在诗集中所反映的思想和创作的特色,从而使人们对这本薄薄的但却享誉世界文化的诗集,以及让人回味不已的这段东西方合作的文坛佳话,有进一步的了解。

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

"通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诗歌翻译犹如文学艺术的再创造,而"通感"这种"以感觉译感觉"策略的运用,能使读者通过联想身临其境,亲见其景,从而内心得到感染,与原作产生共鸣。郭沫若译《鲁拜集》,无论是译者与作者,还是译诗与原诗,个中转变都因"通感"策略的灵活运用而无一丝牵强痕迹,自然天成。这对当前的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推动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

一枚硬币的两面:《鲁拜集》汉译者的著译互启

诗人的译诗活动有何特殊性?作为译者的诗人其诗作又有何特点?前人对同一主体的著译作品间关系探讨甚少。本文以《鲁拜集》汉译者闻一多、孙毓棠、黄克孙的诗歌创作和翻译为例,从诗歌叙事手法、形式、主题与意象等方面探讨了著译活动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同一主体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往往存在互动互启的关系,它们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具有“合”而“和”的特点。同一主体的著译活动具备同一的诗歌体验基础,其每一次著译经验都可能激活下一次著译输出,即著译之间存在触发效应。

互文性与诗歌衍译——以菲茨杰拉德和黄克孙翻译《鲁拜集》为例

波斯中古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鲁拜集》,经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创造性翻译,成了英国文学的瑰宝,其汉译本也异彩纷呈,其中物理学家黄克孙的译本备受称赞。菲译和黄译都是以不忠实于原作著称的,黄氏称之为"衍译"。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基础,以《鲁拜集》的菲译和黄译为例,指出衍译的实质是在互文性基础上翻译和创作的结合,是译诗的有效途径。

译者的误读与误导——以欧玛尔·海亚姆诗歌的翻译为例

本文从后殖民理论视角，讨论中国译者对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误读。由于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译者误读了欧玛尔。海亚姆和他的诗歌，并误导了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他者的文学时，应从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观点或某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出发。

海亚姆《鲁拜集》的生成与传播

中古时期,波斯作为诗国,其诗歌艺术成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海亚姆的《鲁拜集》为例,探讨波斯诗歌的经典生成,以及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鲁拜集》经典生成与传播的重要媒介是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正是借助于菲氏英译,《鲁拜集》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并在我国出现了繁荣的翻译格局以及经过转译而形成的被广为接受的优秀译本。本文还通过对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的考证性研究,探讨其翻译策略对于《鲁拜集》这部经典在中国的传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认为《鲁拜集》在英语世界的经典重生以及在中文世界的广泛译介和传播,都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鲁拜”、“柔巴依”与中国新诗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比较文学文体学入手,发掘波斯"鲁拜"和中国"绝句"以及"柔巴依"之间曲折的历史谱系。现代中国第一批翻译"鲁拜"的诗人恰好是白话新诗的奠基人,"鲁拜"体的翻译由此呈现出中国白话新诗格律化诉求的潜在内因和动力机制;当"鲁拜"的当代汉语翻译越来越趋于格律化时,汉语"柔巴依"创作却日趋自由化。与"鲁拜"翻译的百舸争流与重溯中亚文化渊源不同,新疆"柔巴依"的当代创作一直体现着明显的时代症候。

《鲁拜集》中国百年经典化研究

《鲁拜集》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可以划分为经典化初步形成期、译介相对沉寂期和百花齐放期,其代表性经典译本分别是郭沫若、黄克孙和张鸿年译本.本文从复合间性理论出发,从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三个纬度对《鲁拜集》百余年中国经典化进行研究,发现中介语译者菲兹杰拉德、译者郭沫若、黄克孙和张鸿年等,《创造季刊》等出版机构以及罗塞蒂、闻一多、钱钟书等评论者和文集编选者构成的主体间性主导了《鲁拜集》的中国经典化.副文本和正文本间的文本间性以及众多重译间的文本间性在郭、黄和张译成为翻译经典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这三种译本则成了《鲁拜集》经典化的载体.同时,波斯文化经由英国文化的过滤在中国文化中扎下了根,翻译经典中都不同程度地刻写着三种文化的印痕,翻译经典也是三种文化间性对话的产物.

外语之中才有诗——一次有关费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译文的批评及其历史遗留问题

1923年，闻一多发表文章，批评郭沫若的《鲁拜集》译文不“准确”，从而揭开了历史的一幕：汉语缺席凸显出英语借助于翻译所形成的语言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闻一多及其同道所追求的是，只能在英语文学中才可找到诗的典范。随着汉语的“‘直接的’丧失”，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外语化”，甚至“外语”成了翻译本身；在英语诗成为典范的同时，汉语成为必须被改造的对象。

归化翻译与江西诗法——以《鲁拜集》的三个七言绝句译本为例

《鲁拜集》的汉译,旧诗体译本较多采取了归化翻译的策略。通过黄克孙、眭谦、钟锦三个《鲁拜集》七言绝句译本中的具体翻译实例,我们看到,译者潜移默化于中国旧诗传统中的娴熟技巧出人意料地为归化翻译理论提供了一个审视角度。归化翻译在剔除文本中目的语文化没有或与之相冲突的成分从而使译文"本土化"之时,必然造成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异质性。然而在翻译转换的一致性要求下,两种异质性的文本就被一个原则所包括,因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与江西诗派利用古人陈言完成自己独特表达的技巧具有内在的共通性。揭示这种共通性,就为归化翻译理论敞开了一个新的解读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