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二拍”中主题物的书写

主题物是叙事文学中具有功能性作用的器物。在“三言”、“二拍”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叙事构造中,主题物扮演了重要角色。主题物是小说家借以统摄全书思想主旨,生发故事,控制叙事节奏,关涉时风的重要工具。“三言”、“二拍”的作者通过提炼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使之与小说人物、情节、主题等叙事结构紧密结合,进而反映明中叶社会风气。

论“三言”“二拍”中爱情信物的价值

“三言”“二拍”作为明末世情小说的重要代表,描绘了市民阶层丰富浪漫的爱情故事。爱情信物作为见证青年男女爱情关系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物件,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能够影响文本,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形象更加丰满,情节更加曲折,主题更加明晰。“三言”“二拍”中的爱情信物也是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它既可以反映出宋元明时期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男女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展现出长久形成的民俗文化赋予的美好寓意,还可以映射出时代对“情”的强烈需求。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结局研究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商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凌濛初便在“三言”“二拍”的诸多篇目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就这些商人的结局来看,可分为喜剧结局和悲剧结局,其中喜剧结局又有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喜剧结局,悲剧结局有死亡结局和其他悲剧结局。这些结局揭示了明代社会商人地位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及个性解放后物欲的膨胀,并折射了冯、凌二人“导愚适俗”的创作意图,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论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的商妇形象——以三言二拍为例

三言二拍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最显著的地方,是以极其真实的笔触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商人及商妇的形象。就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的关注焦点大多聚焦在商人身上,而很少对商妇形象进行分析,因此,文章便以三言二拍为例,分析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商妇的形象及其意义。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的描述中,可看出佛教和道教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众与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世俗化的功能、岁时风俗具有宗教色彩、佛道教丰富了语言等方面。

略论“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恋爱模式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贾势力的急剧膨胀,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促进了通俗文化传播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加之当时反礼教社会思潮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有了初步的觉醒,产生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恋爱的思想萌芽。"三言""二拍"的编纂者及时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并及时地以小说的形式加以反映这一动态,对不同阶层女性的恋爱模式进行了描绘。总观"三言""二拍"中的婚恋作品并加以分析,其恋爱模式主要有芳心暗许型、两小无猜型、日久生情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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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论——以《型世言》为中心

《型世言》和《三言》《二拍》之创作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一受程朱理学之影响,一受阳明心学之影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非对立之学说,其伦理指向是一致的。《型世言》中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而是已经世俗、功利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阳明学说兴起后儒家伦理通俗化的运动,儒家思想在由上层向下层传播时所发生的世俗化转向如蒙书、功过格等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与社会风习

儒商,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商贾群体。其特点表现为: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追求,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行为准则,精打细算、刻苦勤俭的职业操守,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风习本身又存在着优劣之分,而儒商就理所当然地与良善的社会风习发生着关系。当儒商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怀外化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商贾群体追求的一种职业境界或商贸行为习惯,成为商贾以外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认同和景仰的一种社会生活范式,这时,就演化成了一种社会风习。然而这种风习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儒商精神、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扬,这在社会上表现出对商贾及其活动的正能量的传播。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正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面影响。

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

明清时期流播广泛的通俗小说,可以作为我们体察民众思想情感的有效途径。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白话小说"三言两拍"收录了大量的司法故事,不乏有关刑讯的描写。这些故事不仅描摹和反映了司法实践,同时也传递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三言两拍"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拷讯故事反映出,尽管刑讯属于合法制度,然而是否实施刑讯,往往与司法官员的性格特征与道德信念有关,也与诉讼两造的身份和体貌特征有关。虽然拷讯可能成为导致冤狱的渊薮,但是如果没有拷讯,也会导致司法审判难以进行的困局。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正义观认为,只要司法审判的结果正确,哪怕通过拷讯手段获得,也在所不惜;因而对于由此造成的冤狱,也必须被容忍。小说对于刑讯场景的刻画,特别着意于描写刑具和受刑对象的反应;所使用的词汇和修辞,细腻勾画出官员实施刑讯、嫌犯承受刑讯时的态度和情感。从微观角度来看,司法官员的信念和性格,是导致他们实施拷讯的基本原因,而审判经验之不足是他们过分依赖拷讯之法的关键原因;同时,原被两造之间的身份差异,也会影响司法官员是否实施刑讯的决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破案和审案的程限要求、"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言二拍”中的元宵节管窥

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游玩与观灯是其主要节目,而这些节目对于小说情节的展开意义重大。"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性特征很强的短篇小说集,典型地体现了元宵节背景下的皇家气象和市井景象,小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表现元宵节的:第一,男女幽会的爱情主题;第二,以乐景衬哀情,流露时世之思;第三,狂欢下的混乱。在这些主题之外,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元宵文化。

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道教角色及其意义

以"三言"、"二拍"为杰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情世态与宗教信仰生活,但这种反映来自于其所包含的"现实因素",而并非是其题材与母题。"三言"、"二拍"以描画"尘世"为根本特性,因此其中的道教角色并不多见,并体现出非否定性、叙事功能性、仪式行为的强烈世俗性三个特点,生动展现了当时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实际,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一般信仰的核心以及十四世纪以降世俗道教的真正内涵。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三言二拍”多用《西江月》词原因探析

明清话本小说继承古典小说诗文结合的创作模式,乐于采用《西江月》这一词牌。《西江月》在声情上具有较强的愉悦性,形式内容上具有俚俗性特征,在词学创作、批评上形成警世劝诫主题,以及受明代词学选本与小说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它乐于为小说所模拟采用。

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双音程度副词

《三言二拍》中的双音程度副词有同义复合、加词缀、源自词组三种形式。其中同义复合词出现的形式较多,但沿用下来的却不多,加词缀的形式中“极其”、“尤其”沿用至今;源自词组的一类大部分都沿用到了现代汉语中且影响较大。

中国早期故事的图像传播——以《晏子春秋》“二桃杀三士”故事为例

"二桃杀三士"是《晏子春秋》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却极少有关于此故事的记载,而在汉画像石中却有这个故事较多的图像出现。这表明该故事在汉代的广为流传。本文以解决这个矛盾为出发点,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故事本身与整部《晏子春秋》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有所出入;第二,汉画像中已经出现这个故事,可以说在此时故事已经较为广泛地流传了;第三,故事文本的缺失。对于这三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在东汉时期,"二桃杀三士"故事已经出现并广为流传,但是比较简单。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完善,口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式,最终这个故事的完全成型是比较晚的。由于缺失文献的支持,我们初步推断其具体时间应该是在魏晋之后。这样我们发现的三个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得到解答,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庄严寺观到扰攘市井——《三言二拍》寺庙道观的世俗化特征

在《三言二拍》中,有大量关于佛道题材的描写,其中对于佛道两教的宗教场所寺庙道观,也相应有很多显现。而小说中的寺庙道观,也已逐渐由传统的精神寄托的有崇高感的场所,变成了信徒与众生相交相与进行各种活动和僧尼道士们满足自身欲望的场所。寺观庙宇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密切相关,被用作读书场所、避难所、旅馆等。《三言二拍》中寺庙道观的世俗化倾向是宋明以来宗教世俗化的折射,也是明中晚期社会思潮在作品中的反映。

《型世言》与“三言二拍”艺术之比较

通过对《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体制、来源、语言以及叙事的比较,探寻其在艺术水平上的差异,认为《型世言》的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要逊色于"三言二拍",体现出较浓的文人参与创作的痕迹。

《聊斋志异》对“三言”“二拍”市民婚恋伦理的承继与超越

明代市民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全新审美意思的开始,清代《聊斋志异》继承了明代文学对于市民伦理的认同观念,肯定了人的真性情。在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市民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尚未对传统伦理进行梳理,却又进入了伦理观念多元化时代,市民的传统伦理道德约束较前代开始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抬头甚至泛滥。《聊斋志异》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三言""二拍"使用的是通俗白话文,二者都贴近现实生活,是生活真实的反映。这些文本都充满了市民阶层的人生期许,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蒲松龄虽然用文言文写作,但其描摹的情节人物栩栩如生、思想进步,肯定了人欲的正确性,处于时代的前端。而社会转型对市民伦理素质的影响有正反两个方面,市民伦理意识的提高对城市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三言"、"二拍"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现在来看,她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并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崭新的文学形象,突破了过去封建理教束缚下传统女性的守旧形象。本文试图从寻求爱情婚姻自由、挑战封建禁欲、追求女权独立、彰显个人聪明才干、肝胆行侠等五个方面,深入考察分析"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