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与修辞策略

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传播媒介,文学对于历史的形塑充满主观性和想象性,因而历史的文学镜像与其本像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与作家采取的修辞策略密切相关。“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主要使用了四种修辞策略:一是正义化的修辞,作家借助原始正义的伦理诉求,赋予了复仇必然性和正当性;二是仪式化的修辞,作家将斗争看作成长与成熟的关键元素,攻击和受刑是英雄走向成长必经的仪式;三是传奇化的修辞,作家把武力视为英雄必备的杀敌技能,并且对其进行了浪漫传奇的想象与渲染;四是史诗化的修辞,作家对集体战斗进行了史诗化处理,将战场的牺牲都转化成胜利的光辉印记。

“难以被建构的城市”——论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中的“困境”

“十七年小说”中,城市题材作品远没有达到如“革命历史小说”、农村题材小说那样代表作家众多、经典之作频出的高度。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传统上来说,现代文学时期城市题材小说数量有限,而且多表现的是对城市的批判,故没有形成可供“十七年小说”借鉴的资源。从现实层面上来说,随着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城市的确立,对城市的书写逐渐从都市生活转向工业生产,但这却与当代作家的写作经验产生了“错位”。此外,农村题材较城市题材更容易实现当代文学对“革命的现代性”的追求,这无疑让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题材选择过程中处于了劣势。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探析

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之中重审十七年小说,其非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得以彰显。很多十七年小说的创作都经历过跨文体改写,包括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属性改写和建基于虚构文本的文体篇幅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十七年小说文本呈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但无论是偏重史传的史诗性小说还是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其诗性审美追求都是以史实为底蕴的。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出现了以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为主的实证化研究新形态,这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加入心证一环,或可有效解决实证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既能重新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基因的赓续——以“十七年”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并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赓续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蕴含其中的三大红色基因分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正确的群众路线”,其赓续红色基因的三种主要艺术形式分别是以鲜活的英雄形象承载红色基因、以典型环境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营造氛围、以情感共鸣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中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高校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优势,扎实做好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色基因的赓续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渠道。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自我解构

"十七年"的东北工业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工人对新生活、新环境、新身份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感激,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激情与力量,塑造了置身新型社会隶属关系的工人群像,同时也映现出政治化潜在规范下的集体无意识言说和非科学、非理性行为,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意图性。当作者在文本中镶嵌意指以套用生活时,这些镶嵌进去的理念由于其抽象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旨在造成小说真实性的文本组织发生矛盾,从而导致小说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或缺乏真实性的状况,造成文本的自我解构。正是"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强烈意图性与艺术规律的碰撞从内部瓦解了这一文艺模式。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 ?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 ?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 ,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 ,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 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十七年"小说在经典化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一个初版本多个修改本的文艺形态。其修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外文艺修改传统的当代影响;二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政治主体的召唤、读者的批评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三是作者自身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

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的儿童形象嬗变

实用主义教育观是"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儿童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但这个理论却在此时出现了异变,其对杜威的原点思想做了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只强调"实用"二字,只要求儿童小说能够起到"教训"作用。其原因有三:"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的文艺指导方针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极端解读,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急需,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引入。三者合力,最终致使"十七年"时期的儿童形象只集中表现于两大类:"少先队"和"革命儿童",并呈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嬗变轨迹。

“一个主题三种模式”——论苏联工业题材小说对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范式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样本。概括说来,前者对后者的范式作用主要体现在主题思想和叙事模式上: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以"劳动"为主题,集中表现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承袭了这一基本主题;而苏联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典型叙事模式("外来者领导"模式、"两方斗争"模式和"生产生活中心"模式)亦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作家所仿效,成为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十分常见的行文结构。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评价问题与反思

当下已在学界成为常识的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是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建构的观念。其成就不高,从创作层面上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与工业生产间的互动决定了其"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创作模式,狭窄化了作家的创作空间;从接受维度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关于人性和经济的基本假设与构建当今社会秩序的主流经济文化相悖,造成了文本内真实性的破溃。放在世界文学中看待,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关联的存在,它呈现了一种迥异的经济想象,是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学标本。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漫谈十七年乡土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小说类型之一,方言是其"土气息、泥滋味"的重要表征。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史上,乡土小说家、评论家大都审慎而艺术地运用方言,方言在乡土小说中也具有多重审美内涵。乡土小说发展到十七年(1949—1966)时,方言却只简单地成为作者创作、思想立场的表征。在十七年乡土小说中,方言泛滥与审美质素的消弭成为一个饱含思想史命题的语言症候。作家周立波的创作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个案。

改造与成长:“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规约

在工农兵形象成为文坛主角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为了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建立了自己的书写规约———"改造与成长"的模式。书写规约建立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获得"资格认证"、从而被准入的过程。但是,这一书写规约并没有使该题材小说免于被批判,因为,规约的表象之下蕴含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十七年农村小说既描写农村风貌,叙述农民的悲欢;又书写城市,城市工业化建设、城市面貌、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农民的城市梦想等内容或多或少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十七年农村小说城市书写透视出城市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和城市发展痕迹,一方面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野,为农村小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城市书写中流露出作家内心的真切体验,表达出作家微妙的意向,凸显出作家的主体精神,潜藏着作家的现代意识。

论小资情调在十七年小说中的隐失过程

小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曾大量出现,由于政治的规训,逐渐滑向文学叙事的边缘,作为不健康思想倾向的小资情调也被不断批判。小资情调始终作为异质的力量参与着十七年小说的审美建构,并在文学的政治修辞中不断洁化。在《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文学文本的叙述中则清晰地呈现了小资情调不断弱化和隐失的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