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亚运会女单决赛孙颖莎和早田希娜技战术特征对比分析——基于乒乓球四段指标评估法

本文运用录像观察法和四段指标评估法,对杭州亚运会女单决赛中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技战术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整体上看,孙颖莎四段的表现较好,接抢段使用较多;早田希娜更注重前4板的争夺,相持Ⅱ段是主要薄弱环节。(2)发抢段方面,孙颖莎的发球以中路和正手位短球落点为主,第三板攻击对方正手位的战术效果较好;而早田希娜发球落点多变、突然性强,第五板反手失分较多。(3)接抢段方面,孙颖莎多从对方反手位突破;早田希娜接发球变化较多且主动性强,第四板多从正手和中路突破。(4)相持Ⅰ段孙颖莎的表现全面优于早田希娜,但反手变线的失误较多;早田希娜对相持的准备不足,正手能力较弱。(5)相持Ⅱ段中孙颖莎处理中路球的表现较差,早田希娜整体相持能力欠缺。建议:(1)女子比赛应突出前三板技术的重要性;(2)在发抢段,孙颖莎需要提高对长球的应变能力,坚定己方战术的使用;(3)在接抢段,孙颖莎应加强接发球抢攻的威胁性,第四板注意正手和中路的来球;(4)在相持Ⅰ段,孙颖莎应提高反手变线的能力;(5)在相持Ⅱ段,孙颖莎应从正手斜线突破,加强回接中路球的能力。

我国蹦床运动可持续发展研究

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将我国蹦床运动可持续发展分为5个系统,分别是生存系统、动力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以及智力支持系统。结果显示,蹦床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项目特征,同时不能脱离现有体制。我国蹦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使蹦床作为"奥运争光计划"中的一员,使高水平的训练与竞赛有着资金与人力的保证;我国蹦床可持续发展是特殊形式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特征决定了蹦床不应走大规模发展之路。国家队优异成绩的创造者,其来源地非常集中,说明将充沛的财力支持集中到有限的教练员、运动员之上便足已保证"奥运争光计划"的完成。应适度控制蹦床规模,培育蹦床人才后备基地;完善教练员培训制度,深化教练员培训工作;科学训练,提高蹦床运动训练效率;加强蹦床科研辅助力度;大力培育蹦床市场,扩大蹦床知名度。

天津洋行、货栈与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以满铁调查的《支那羊毛》为中心

1860年天津开埠后,尽管区域性市场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料需求进一步增加,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天津的商品流通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一地区界限,地处内陆的西北地区也渐次成为天津开埠后的经济腹地,以羊毛为主体的畜牧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近代西北羊毛出口肇始于天津洋行的收购,此后,货栈也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1930年出版的田中时雄《支那羊毛》的相关调查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天津的洋行、货栈在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中的作用,从而理解近代天津口岸羊毛贸易组织的运行机制。

《支那语军用会话》研究——日本侵华“军用”中国语教科书铁证

《军用会话教科书》是日本中国语学者杉武夫为策应侵华战争的需要,为在华作战的日本军人学习中国语而编撰的。这部军用中国语教科书有力地证明了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军事侵略。

历史性权利与大陆架关系初论——兼议中国在南海大陆架上的历史性权利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国家实践,在国际法上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历史性权利规则。大陆架上的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国能否在大陆架上享有历史性权利,需要从包括国际习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条约在内的整个国际法渊源中进行判定,确立大陆架制度的"专属性固有权利原则"并不当然地就能排斥和否定大陆架上的历史性权利。依据国际法及其相关国家实践,大陆架上完全可以融存历史性权利。经国家管理或授权的我国渔民依靠南海《更路簿》导引,长期、持续地在南海大陆架上捕捉马蹄螺、砗磲等定居种生物的行为,是我国在南海大陆架上切实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权利基础。

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

"支那"一词源于梵文"cina",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关于这个词的原意,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支那"一词的词义进行探讨,认为"支那"是一个超越了时空概念的词汇,借指所有中原王朝。对于"支那"一词的使用范围,笔者认为在东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碰撞之前,在一些佛教界人士中使用相对较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很少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在日本教育中,把中国说成"支那",意在把中国人说成是野蛮、落伍和无能的一群人,"支那"一词也逐渐由褒义转向贬义,抗日战争胜利后"支那"一词在日本从国家层面上才开始停止使用。

日本东亚同文会对福建省的调查与记述

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20年发行《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清末民初(1907—1917)福建省的地理、城镇、交通、物产、经济、商业、金融等状况。日本东亚同文会作为侵华日军的帮凶,为侵华战争做准备,并为日军提供了地情资料。该卷志书记述重点突出,调查手段先进,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地情和史料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中国认识探析——以《世界之日本》杂志为中心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使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高潮,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支那保全论"、"支那瓜分论"两种对华政策。虽然两种政策在主张攫取最大在华利益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两种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基于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不同认识。"保全论"和"瓜分论"之外,所谓第三种对华政策"日清同盟论"也曾昙花一现,成为当时日本朝野议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对于陷入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中国,日本言论界和政界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政界重镇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认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局的发展与变化。

北洋法政学子的激情反击——李大钊等人对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议”述评

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体现了"日本侵华思潮中的乡野鸣叫"。对其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其基本倾向是鼓动日本参与分割乃至独占中国,这是不能否认的。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满怀爱国激情,将该书译为中文并加"驳议"。这些"驳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1)殖民野心,理当痛斥;揭其实质,应属犀利。(2)愚忠本性,自应讽刺;拥袁甚力,亦属忠君。(3)共和政体,热切维护;民主人权,亦有述及。(4)良药苦口,多有借鉴;爱国情激,间出恶言。(5)全力拥袁,局限显见;仓促编就,差误难免。(6)"驳议"前多后少,缘由值得探讨。对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和李大钊等人的"驳议"进行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是深化李大钊研究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民国初年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日语中“支那”一词贬义的形成述评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间有历史记载的交流就有两千多年。然而,在这千年的历史中,日本大部分时间是站在一个学生的立场上,不畏海上的艰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大陆文化的精髓。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日本这个昔日的学生一跃而起,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这个昔日的"老师"——中国的面前,此时的日本百感交集,与其说是一种忘我的高兴,不如说是对过去强烈否定的一种陶醉。一种对中国的蔑视由然而生。文中阐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对华蔑视心理的缩影,即"支那"一词在日语中贬义色彩的由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文部省检定试验中国文学史”刍议

日本“文部省检定试验”(1885—1948)以资格考试的形式,补充师范教育体系,完善教师许可证制度。它催生出的众多考试参考书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反映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学术、教育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教育敕语》体系下的“文检国语及汉文科”,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6世纪孝德天皇以来的汉文教育传统,但把中国文学史这种新型的学术范式作为教师资格考试的参考,在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上对国语及汉文科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致力于构建符合日本意识形态以及近代化需求的知识体系的“文检中国文学史”,在文学观念、撰史方法、思想意图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特征,与汉文教育功能的变动、汉学学术范式的沿革、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密切相关。

关于TDIS网与CHINAPAC互连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研讨了中国分组交换网（ＣＨＩＮＡＰＡＣ）和电话数据综合业务（ＴＤＩＳ）网之间的互连技术．其中ＴＤＩＳ网是一个非标准局域网．文中研究了ＣＨＩＮＡＰＡＣ与ＴＤＩＳ网通过智能网关进行互连的方案，详细论述了该智能网关的设计与实现过程．

价值选择与事实确认的统一——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正当防卫限度的界定比较评析

本文从刑法本体和刑法法理、刑法的价值追求三个层次对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正当防卫限度的界定进行了比较和评析。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

本稿主要通过考察谷崎润一郎放弃"支那趣味"转向日本回归的原因,分析其中国观的变化。第二次中国之行后,谷崎放弃了"支那趣味"文学创作。这说明"支那"、西洋乃至日本,对谷崎来说都是唯美之梦的载体。不同的是,"支那"这个幻想的他者,曾一度满足了他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的异国情趣;而"中国"则不能继续承载他的梦想,变成了他敬而远之、冷静旁观的对象。其中,移居关西及第二次中国之行后中日关系的本质性、历史性转变成为谷崎中国观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民国初期,日本的"支那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从对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民主制的代价三者的相关性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中国"本土"统一但"五族"应该"分治"的结论;以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为由,断言中国"国防无用","国际管理"势在必行;以"国家树龄"、"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殖民开发"等一套组合观点为支撑,兜售日本的对华使命论。内藤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虽然显示了丰厚的学识,但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日本侵华战争中妇女儿童生活场景的构建与呈现——以《支那战线写真》为例

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重要的时事摄影期刊,《支那战线写真》记录了1934年至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战争中的具体军事战线、战役和战况。《写真》在营造中国妇女、儿童与"解放者"日本军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中日两国妇女、儿童互帮互助等生活场景方面费尽心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妇女儿童特定的性别年龄符号虚构和平友好场景,营造舆论攻势,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涂脂抹粉,但是最终仍旧不能挽回其失败的命运。《写真》等时事摄影期刊上刊登的炫耀武力、破坏和平的照片,反而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证据,使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历史的公正审判。《写真》还呈现出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跨国、跨文化性别关系的别样图景。

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

民国初期,堪称日本"支那学"代表的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民族分裂"、"国际管理"、"放弃国防"以及由"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经济开发"等论点支撑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构成了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对中国的蔑视自不待言,整体上低估中华民族的能力和潜力、为日本等列强的殖民政策张目,是内藤"支那论"的显著特点和致命缺陷。泰斗级"汉学家"堕落为煽动对华扩张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知识分子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