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南方诗学与叙事美学——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黄雀记》为中心的思考

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内文学界居于首位、最为重要的文学奖项,其获奖作品大多具有丰厚的文学底蕴并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品质。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苏童的《黄雀记》,在美学意蕴与精神内核方面,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南方诗学风格与叙事美学特征。通过南方叙事母题的重构与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心灵世界的图景与重构南方诗学的小说质地、南方叙事美学与探询人性幽微的小说的王国等方面,可以对这两部作品展开阐释与分析。这对于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将“南方”作为他们书写中国故事、重塑中国影像的出发地与回返地,对于发掘他们如何继承、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中国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典咏流传”中唐宋词演唱情况研究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一至四期共演唱24首唐宋词,称以“致敬英雄”为主,实则不限于此。节目选择苏轼词4首,其余亦皆经典名作,风格亦刚亦柔,内容既涉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也有爱情相思、人生哲理、山水田园意趣、文士情怀操守等。“经典咏流传”的演唱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包括乐谱阐释、配词阐释、演唱阐释等。阐释总是见仁见智的,有的精准,有的微妙,有的顾此失彼,有的引申发挥过多甚至走偏。总之,这些演唱既是对经典的阐释,也表现当下人对社会、对文化艺术、对生命的关怀。

评价理论态度系统视角下《长恨歌》英译对比研究——以弗莱彻和许渊冲译本为例

该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聚焦于其态度子系统,对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原诗及其两英译本中态度资源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借助语料库标注工具UAM Corpus Tool,对原诗和两英译本中各类态度资源进行标注及统计。研究结果发现:原诗中态度资源较多,弗莱彻(W.J.Fletcher)译本增加了丰富的态度资源,其中情感及鉴赏资源增加明显;而许渊冲译本相较于原文态度资源分布相差不大,与弗译相比,两者态度资源分布数量上无显著性差异,而微观层面上对比文本内容,仍存在差异性。基于此,该文发掘了其异同背后的价值主客体、译者主体性、表达与现实等原因。

《长恨歌》中的都市文化表征

《长恨歌》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场域,讲述主人公王琦瑶传奇又落寞的一生,以小人物视角展现上海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和变迁。小说中的典型都市景观和多元文化符码,成为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媒介;日常生活叙事则暗含了市民阶层独有的文化心理,以及消费文化支配下的物质主义和身体意识。

大时代里的小食客——从王安忆《长恨歌》里的食物谈起

阅读王安忆的《长恨歌》,除却以王琦瑶的一生为主线而展开的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到八十年代的上海故事之外,文中还充斥大量关于各式食物的描绘,食物由此成为书中情节以外不可忽视的点缀。透过这些看似简单的食物描写,可以窥见食物与生活的对应关系、食物中体现出的食欲对于人性欲望的一种隐喻、食物对矛盾起到的缓解作用、时代对食物的影响以及从王琦瑶时代的“食物”到薇薇时代的“服装”所隐含的时代变迁。食物的“小”与时代的“大”在小说中得以串联,这既是王安忆“新历史主义”创作的独到之处,也是理解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新解读方式。

论欧阳予倩对《长恨歌》的新剧改编

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积极从中国古典名篇中进行情节摘选,不仅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进行舞台演出,完成了戏曲艺术的多角度尝试,还根据唐代诗词《长恨歌》中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走向,创作了戏曲剧本《长恨歌》。在改编过程中,欧阳予倩保留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的有机组合,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进行融洽,在具体的文本改编中,体现个人的艺术表达,满足当代观众的接受水平。在新剧《长恨歌》中,欧阳予倩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着意表现反抗奢贵君王的气节,在表现安禄山精神气质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编树立了典范。

“风骚精神”中“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探析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表现哀情,《离骚》继承了这种情感表达上的倾向,并进一步具体化,使之成为后世文学中一种确定的思想主题,即士大夫思君忧时,虽百般罹怨,仍“九死而不悔”,这就是“风骚精神”,其内涵包括怨刺传统以及生命自觉的忧患意识。这些精神内涵决定了“以悲为美”的美学特色,在艺术表达上回环起伏、绝无直露,起着消减哀感的作用。“风骚精神”与“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二者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

陈寅恪先生认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用诗传合一的体式来书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在结构上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其实由于叙事诗和传奇体裁迥异,它们不但展现出诗歌和小说的不同艺术魅力,同时还反映唐中期诗歌与小说互相借鉴、交融,共同臻于艺术妙境的创作状态。在体裁艺术上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

《长恨歌》的英译本自2008年出版后,在海外屡屡获奖,并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积极关注和评价。这些奖项的获得说明了英语世界对《长恨歌》英译本的认可和肯定。但是同时,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驱使下,对这一小说的接受和阐释仍然存在着狭隘化、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剖析这部小说文学经典在海外译与介、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在海外受欢迎的作品类型、原因以及形成的影响力。此外,也让我们看到,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化范式下,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面貌,尤其了解在新的文化空间内,英语文化视域和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也使得这部小说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中成为一个具有讨论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案例。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悲剧的深层审美意蕴

王琦瑶的悲剧蕴含了作者对宿命与命运关系的思考。小说中多次出现关于王琦瑶人生悲剧的预兆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旨在向读者暗示王琦瑶的命运早已被宿命决定。王琦瑶的悲剧折射了作者对当代上海都市怀旧文化的批判。为此,小说有意安排了王琦瑶与老克腊的爱情悲剧以及死于非命的情节。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长恨歌》的归异平衡与汉学家的上海想象

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和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秉承对"他者"再现的宗旨,成功展现了王安忆小说的精微与宏达,展现了上海文学的力与美。面对广大英语读者,两位汉学家对源语文本审读细致且拿捏精准,既不游离源语,又不机械愚忠。虽然偶见瑕疵与不足,但总体来说其异化的翻译策略巧妙地还原和重现了原作中的上海元素,其归化的移译办法达到了生动传神地讲述上海故事的文本旨归。异化与归化的完美结合和巧妙平衡,是《长恨歌》在英语世界站稳脚跟的堂奥,也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正确门径之一。

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恨歌》实现了对上海的独特寻找。在文化景观上,精彩描绘了弄堂、闺阁、爱丽丝和平安里;在文化风俗上,着意表现了流言、小姊妹情谊和派推;在文化性格上,深刻发掘了上海人的"三小姐"品格、日常主义精神和孤独飘零心态。总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上海文化特质。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长恨歌》中的“芙蓉”与“梨花”意象探析

"芙蓉"与"梨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意象。本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出现的意象迥异的两种花——芙蓉和梨花展开分析,重点阐述它们在诗中所包含的文学意蕴以及在文学叙事方面的重要功能。

场域理论视域下王安忆《长恨歌》上海书写的英译传播探析

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基于该理论三大基本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首先探析文学场域内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惯习形成及其场域资本的积累,然后重点论述其代表作《长恨歌》的英译者白睿文翻译场域内的惯习形成和资本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长恨歌》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长恨歌》上海书写的翻译、出版和传播过程始终伴随着场域参与者如译者、作者、学者、书评家、出版社之间场域利益的争斗和协调;其次,在此过程中译者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基于自身惯习和资本,坚持原著精神,运用异化翻译策略,执着地在译文中表现上海地域文化,同时拒绝市场的媚俗,最终成就了原文本中上海书写的成功翻译和传播。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女性主义解读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对《长恨歌》的女性主义解读则是从小说独特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方面的特点和空间意象方面的特点来对作品加以全新的阐释。

陆时雍《楚辞疏》《诗》《骚》关系探微

陆时雍《楚辞疏》是明代后期较为重要的《楚辞》论著,在整个《楚辞》学史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在书中,陆氏对《诗》《骚》关系即两者之同异多有论述,值得关注。大体而言,陆时雍以《楚辞》与《诗经》风格不同却本质相似、文义互通,且《诗经》“六义”在《楚辞》中均有体现,故认为《楚辞》与《诗经》有相同的地位。

汉代文人歌诗的文学特征

汉代上层文人歌诗的创作以王室成员为主,他们以楚地特有的声乐系统“楚声”来创作歌诗,形成其特有的悲情特征;平民文人歌诗创作,与上层文人歌诗的悲情主调相一致,然而它将《诗三百》单纯的、尚与诗章的特定场景和情感主题有所游离的“兴”,转化为与抒情主体的行为、心理感受相联的某种景观,从而使情感的抒发又有了一个特定的、感性化的空间。但汉代文人歌诗远不如民间歌诗兴盛,究其原因,不仅有其楚声音乐系统的先天不足,而且还与汉代重经、赋的经国方略有关,从而导致文人歌诗创作难以成为普遍行为。

《长恨歌》与女性新历史小说

《长恨歌》是女性新历史小说代表作之一,其创作具有受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影响的印迹。《长恨歌》注重以女性的细腻情感表现日常生活历史的历史真实,注重边缘化历史的呈现,注重被男性权利话语遮蔽的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揭示。《长恨歌》以女性的性别视角、女性的生命个体体验为我们重塑了一部新的女性历史,丰富了历史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