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教学现状与体验式教学法的构建与实践

[目的]探讨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教好《伤寒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好地培养中医临证思维能力。[方法]分析《伤寒论》的教学现状,发现其不足之处,以浙江中医药大学2014级何任班为研究对象,构建并实践体验式教学法,即原文诵读使学生熟悉原文,以奠定基础;课堂教学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方证机法;跟诊体验感受临证疗效,激发兴趣,使其掌握仲景病脉证治、理法方药诊疗体系。[结果]有限的教学时间在课堂外得以延长;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培养了临床能力;教学效果明显提高;此种教学方案主要适用于小班化教学。[结论]体验式教学法在《伤寒论》的小班化教学中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新见孔尚任莱州诗文创作述录

据笔者统计,孔尚任晚年两次去莱州留下的诗文,共计二十六篇。但为世人所知的只有其中的十二首诗和一篇记人散文,其余半数皆为笔者在《莱州府志》和《山东通志.艺文志一》中所新见。新见孔尚任莱州诗文不但让我们了解了他在莱州的风雅生活,同时也见出他对宦海无常、人情变迁的敏锐体察,对了解其晚年的生活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桃花扇》中的《周易》文化发微

《桃花扇》的构思受到《周易》文化的深刻影响。《周易》的阴阳之道是《桃花扇》人物阴阳对应设置的依据;剧中复社清流和马阮奸党的斗争是一出光明受损的明夷卦;《桃花扇》不奇而奇的主旨深受《周易》名小旨大思想的启发。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桃花扇》是文人自省之作

《桃花扇》散发着浓郁的兴亡之感 ,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剧 ,该剧是文人自省之作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集中关注文人总体命运的长篇叙事作品。理由 :1.文人是戏曲的主角 ;2 .情节的总体流向显示出大众对文人的背弃 ;3.作者加工史料有意厚武薄文 ;正面人物中无一为纯粹文人 。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孔尚任宫词名称考辨

由于研究资料缺乏,学界对孔尚任宫词的名称及其相互关系意见不一。孔尚任宫词有"孔东塘宫词"、"宫词百首"、"续古宫词"、"拟古宫词"等不同名称,有的学者认为"宫词百首"也就是孔尚任早年所作《绝句百首》。考察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介安堂刻本《续古宫词》,可知孔尚任宫词正式名称为《续古宫词》,又名《拟古宫词》、《孔东塘宫词》,与《绝句百首》不是相同的作品。

巧借艺人说唱,抒写兴亡之感——论民间说唱对孔尚任及其戏曲创作的影响

清初民间说唱艺术风行,受文人士大夫爱听说唱并且喜欢品评说唱艺人之风气的濡染,特别是受故里前辈贾凫西的影响,孔尚任不仅喜爱说唱艺术,而且喜欢赋诗撰文描述其耳闻目睹的民间说唱表演。在创作《桃花扇》时,孔尚任则自觉秉承了戏曲史上援引民间说唱入戏的创作传统,有意借用贾凫西的鼓词来开宗明义、卒章显志,并且让说唱艺人柳敬亭、苏昆生深度介入男女主人公的离合故事,一方面发挥牵引、聚合故事情节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展现其侠肝义胆与气节操守,以"愧天下之士大夫",从而写出了一部具有深邃历史意识与深厚人民情怀的经典作品。

从《全唐诗》看唐代诗人的羲皇情结

“羲皇上人”现在已是一条大家熟知的成语,推其源典出东晋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其正确的理解应是“羲皇高人”或“羲皇圣人”,指羲皇时代。出于对陶渊明的尊崇和对闲适恬淡生活的向往,唐代诗人往往化用“羲皇上人”入诗。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羲皇上人”所代表的“羲皇时代”有君似无君,无为无不为,精神愉快,丰衣足食,类神界天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究其根本,《老子》所展现的“小国寡民”的农家乐园、《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及陶渊明《桃花源诗》追忆的“桃花源”以及唐代诗人吟咏的“羲皇代”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桃花诗”与《桃花扇》——论孔尚任的“桃花诗”及其与《桃花扇》创作之关系

孔尚任一生挚爱桃花。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桃花激发了孔尚任的创作动机,伴随了《桃花扇》的创作历程,《桃花扇》和"桃花诗"共同成为孔尚任晚年的感情寄托。孔尚任众多的桃花诗作以及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激发并促成了《桃花扇》的最终完成。

《桃花扇》中的道教思想解读

孔尚任虽为圣裔。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奉习孔孟之道．但他的《桃花扇》中却有丰富的道教思想。在《桃花扇》中他表露出对儒士政治的失望和儒家社会理想的破灭，而将希望移向了道教。他为侯方域、李香君等人物安排了人道的结局。又将史可法、左良玉等册为道教中神。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构筑了一个道教洞天式的精神家园——桃花源；这是他企求的理想社会的幻景。他在此传奇中也是以道教的兴亡观归结兴亡案的。

论黄任对李商隐的接受

黄任是清代康乾之际的重要闽派诗人。他诗学晚唐,专在语言上下功夫,刻意讲究词采,宗尚李商隐艳体诗风,其诗以七绝最优,其作《无题》和《悼亡》类尤凄切感人。多情而又情真是黄任诗的主要特点。

明代商州方志《商略》编纂考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陕西布政司右参议萧廷杰以任庆云《商州志稿》为基础,更定《商州志》二卷,但该志流传未广,知者不多。此后任庆云重订志稿,命名为《商略》。嘉靖三十年(1551),刘承学出任商州知州,将《商略》刊刻成书,并以其体例修纂商州所属四县方志。《商略》之名体现了任庆云删繁就简的编纂原则,四库馆臣未解其意,对《商略》评价有失公允。《商略》对后世商州方志的修纂、商州地方文献的传承具有开创意义。

乡村君子·阶级本位·儒文化──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比照论

文本中形象迥异的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如果两者被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中去，其实同为代表儒文化典型人格的乡村地主，这两个人物的平行与影响比照生动地影射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文化反思的“文学革命”转向阶级化的“革命文学”；另一次是从无产阶级狂飙文学重新转向对汉文化的倡扬与重构．巴人这部烙有鲜明时代痕迹的作品，折射着文学史的两面：不忘反思儒文化人格与心理，同时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理念开始渗入并强化．文本与人物因为这两重意义而获得历史性的审美内涵．

细探任尚碑

任尚碑是目前新疆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块汉代石刻,虽早已有几位学者对它进行过研究分析,但此碑在具体发现时间、经过、碑刻年代断定、碑名、碑正文识读、拓本流传、书法艺术特色等方面各家的认识还有诸多出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比较甑别,并逐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孔尚任罢官时间考

孔尚任罢官的时间，孔继汾、容肇祖认为在康熙三十八年秋天。汪蔚林先生认为在三十九年上巳（三月三日）之后。袁世硕先生认为在三十九年送春之时，并确指为三月乙卯（初十日）。考察孔尚任诗作和有关文献，孔尚任罢官应在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高中语文选文《报任安书》(节选)注释商兑

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所选《报任安书》(节选)的注释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如对篇名的注释,对“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句中的“与”的注释,对“刑不上大夫”的处理。本文对课本注释不当之处进行分析说明,并提出参考性的处理意见。

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与《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

发现于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的东汉边塞纪功碑《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纪功刻石作为最早形成的碑刻类型之一,在东汉中期逐渐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叙事载体。《任尚碑》的出现,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礼仪而向单纯的散文体叙事纪功碑转型。这一转型的背后,折射出三百年间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东汉皇权与外戚权力斗争白热化状态下官员的生存状态。此碑承载的历史信息不仅仅限于刻石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刻石纪功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复杂现实情境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由此而发生转型,更隐含着特殊的历史事实和深层的历史脉络。出土文物承载的文本信息,除文献学视角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政治史的视角以及在文献中做田野研究。

“殷人尚右”观念的再考察——以甲骨文字形和考古资料为视角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和甲骨文例,洵非虚语。而以甲骨文字形和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证之,亦复如是。统计甲骨文中从手形的字,也是从右手形的字居多,而从左手形的字较少;甲骨卜辞中常见祈福成语"受有佑","有""佑"字皆作右手形,也可知殷人以右为上为吉;甲骨文字形所反映的商代服饰也是以"右衽"为常为尊,而殷墟出土的玉石人俑所反映的服制资料与此情况完全吻合;考古资料中的宫室、城建、墓葬、车马坑等的排列现象也无不佐证商代重右的观念。推测"殷人尚右"的起因,很有可能与商族的起源地所在的方位有关。

金《完颜希尹神道碑》拓本考略

《完颜希尹神道碑》拓本的时间跨度至多为1889-1966年间。该拓本可分为四期,即初拓本、复立碑拓本、1930年拓本、1931年以后拓本。现所知者多为1930年拓本,其他各期拓本数量甚少,尤以早期"旧拓"最为难得。作为自清代迄今发现的四通"金源郡王"神道碑中唯一存世的完整拓本,其既可校著录之讹脱,又可补《金史》之遗阙,并可助考证其他金源郡王碑刻文之未知,更是研究任询书法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