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型猪链球菌天津分离株的鉴定及其遗传特征分析

为了解天津市某猪场引起育肥猪神经症状的病原及其特性和遗传特征,本研究采集8份患病猪脑组织样品经细菌分离、形态学观察、gdh基因和cps2J基因的PCR扩增及序列分析,确定8份样品中的分离株均为同一2型猪链球菌(SS2),命名为TJS75。测定其生长曲线、并按照文献方法进行溶血性试验、黏附/侵入试验和对小鼠的致病性试验,分析该SS2分离株特性。结果显示,TJS75菌株经TSB培养6 h~15 h可达对数生长期,对绵羊血红细胞(RBC)具有崩解效果,可黏附并侵入PK-15细胞(黏附率和侵袭率分别为5.16%和7.90%),且感染TJS75株的BALB/c小鼠出现不同程度的行动迟缓、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和神经症状等,经测定其LD50为2.15×107cfu/mL。进一步采用高通量测序,并预测其毒力基因,分析该菌株的遗传特征,结果显示,TJS75菌株基因组全长2368195 bp,GC含量40.88%,含有2299个编码基因,其中有1822、1830和1077个基因分别注释于GO、COG和KEGG数据库,携带的16S r RNA基因序列与国内分离的SS强毒株98HAH33和05ZYH33的亲缘性较近,毒力基因的预测结果显示该菌株携带499种毒力相关基因(编码173种毒力相关因子),依据功能分类,这些毒力基因参与SS2的黏附和侵袭、溶血、促进铁转运、自溶酶的合成、降解胶原酶、唾液酸的合成等。本研究首次分离到携带MRP毒力因子的ST25型SS2,为深入开展SS2 TJS75株的致病机制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商业秘密模式抑或数据库模式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试点实践的背后隐含着商业秘密模式和数据库模式的理论分歧。数据的商业秘密保护存在影响数据访问、阻碍数据流通利用的负面效应,不值得在制度上予以强化激励。与其通过商业秘密模式寻求数据与知识产权的关联,不如转向数据库模式。我国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实践中普遍存在“数据结构”要求,与欧盟的数据库概念具有相通之处。“数据结构”可以体现数据集合的智力成果属性。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具有超越传统的数据库保护的内涵。相比欧盟“限缩保护范围—权能宽泛模糊”的数据库特殊权利范式,我国可以选择“扩张保护范围—限缩权利内容”的对应范式,从而适应数字时代数据财产保护的新需求,打造数据库保护的中国升级版。

隋及唐初敦煌艺术对外来影响的吸收与创新

敦煌隋代彩塑受到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影响,及至唐代,彩塑已形成了中国式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既保持了雕塑的写实性,又体现出气韵生动的精神。壁画也同样,隋至唐初的人物造型中,常常出现典型的印度风格晕染法,比起北朝壁画更接近印度绘画的特点,表明当时确有一部分画家擅长画外来风格。但随着唐前期艺术的发展,画家们对外来晕染法不断改造,使之与传统的线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从壁画的装饰图案中,我们也可看到对外来艺术的改造,如隋至唐初流行的联珠纹、石榴纹、葡萄纹等纹样在不断地被吸收改造,最后都融入了形态更为丰富的卷草纹中。

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猪链球菌重组磷酸ABC转运体ATP酶的免疫保护效果评价

猪链球菌(S.suis)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原菌,给养猪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为了评估猪链球菌磷酸ABC转运体ATP酶蛋白的免疫保护效果,本研究构建了猪链球菌磷酸ABC转运体ATP酶原核表达载体进行蛋白的重组表达,纯化并制备该重组蛋白的亚单位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后两周,检测其血清抗体效价、免疫保护率、各脏器载菌量以及炎性因子表达情况。结果显示,该蛋白经大肠杆菌表达后主要以可溶形式存在。ELISA检测表明该蛋白可以诱发小鼠产生高水平IgG抗体,免疫组小鼠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该重组蛋白对小鼠感染2型猪链球菌(S.suis serotype 2,S.suis 2)的保护率达到60%,显著降低了小鼠大脑、心脏及肺脏的载菌量,免疫组小鼠细胞因子IL-1β、IFN-γ、IL-6、IL-8和TNF-α的mRNA表达显著上调。研究表明猪链球菌重组磷酸ABC转运体ATP酶蛋白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是猪链球菌病潜在的亚单位疫苗候选蛋白。

MDT在1例猪链球菌感染的化脓性脑膜炎患者中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1例猪链球菌感染的化脓性脑膜炎患者的成功救治过程,探讨多学科诊疗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在特殊病例救治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医务部牵头,护理部、医院感染管理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药剂科、检验科、神经内科参与,共商诊疗计划,专科执行,达到了准确研判病情,精准施治的目的,最终取得满意疗效的结局。

从自由因、自因到自律: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

形而上学的“自由因”是前康德的形而上学观念,“自因”是笛卡尔尤其是斯宾诺莎(也包括莱布尼茨)的观念,把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与近代哲学的“自因”落实到意志的自律则是康德的伟大贡献,为了解决自律中的矛盾,康德引入了目的论的架构,为黑格尔最终完成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看到的形而上学的完成与终结,因而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意义难以估量。

遂公盨铭文“遂”“宁”考释与“宁阳大禹”说

■公盨铭之“■”即“遂”,为虞舜之后,两周时期旧地为今宁阳西北鹤山、伏山及周围地区的诸侯小国;遂公在遂即今宁阳铸造此盨,以缅怀大禹之事,载记祖宗之德,自勉和勉励后人在宁为崇德无悔之业,或有因其以大禹为遂人即今宁阳人的可能;“■”即“宁”为古地名,指今宁阳,“宁阳”之“宁”得名必在先秦西周之初或更早的商代,其本义为恭顺、安顺。由■公盨铭文结合古遂国在宁阳考证,“宁阳大禹”即宁阳为大禹故里和治水重地之一说值得认真关注。

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隋朝举士制度变革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隋朝并非科举制的开端,但隋朝的举士制度是由汉代察举制发展到唐代科举制的关键环节。隋文帝与隋炀帝都对举士制度进行了变革,隋文帝大大增加了举士的数量,将举士科目由两科增加到四科,并通过对儒学的强调,使学风形成一时之盛,间接推动唐代科举制“明经”科的形成;隋炀帝对举士科目进一步细化,将四科增加为十科,并专设文学举士,促进了南朝文学在隋朝的繁荣,加速了南北文学的融合,为唐朝科举制的诗赋取士提供了助力。

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从新发现资料论民国时期顾随词的报刊传播及其在平津文化界的影响

从新发现报刊资料可见,民国时期报刊是顾随词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顾随《无病词》《味辛词》经《大公报》的介绍而被平津文化界了解,之后其《荒原词》《留春词》《霰集词》等词集中的词作,多在《大公报》《燕大月刊》《清华周刊》《覆缻》等平津报刊中刊载。《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吴宓将顾随词纳入到近代自黄遵宪以来“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词革新序列中,并将顾随视为王国维之后的承继者。顾随词的报刊传播,引发文艺观念相近的报刊编者与读者的共鸣,20世纪30年代在平津校园产生一股顾随词热,影响到郑因百、杨敏如等青年师生,形成风格相近的词学流派。顾随词对平津词学界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甚至成为当时人评论诗词的一个准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亡佚字书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字书,大部分已亡佚,但其佚文材料十分宝贵,一些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且成果丰厚。所指亡佚字书为有辑本的古佚字书(以龙璋《小学搜逸》为基础),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从辑佚类与研究类两方面展开论述:辑佚类主要包括清人辑本、今人辑本和域外辑本三类;研究类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期刊、硕博论文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成果分为字书专书研究、古文献引字书研究以及字书对比研究三类。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亡佚字书研究现状的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隋唐大运河安徽段历史遗珍及开发利用

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历史遗珍相比大运河其他部分,数量繁多,特征凸显,不仅反映了黄淮中原文化的特征,更表现出历史久远的皖北文明。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淮北柳孜遗址区、宿州埇桥遗址区以及数量众多的古代群落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文学遗产丰富,民间艺术丰富。从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历史遗产多,珍贵文物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多。当前,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开发政策,打响遗产保护牌、经济建设牌,对提高区域经济及文化建设水平,擢升城市品牌,扩大沿岸城市的知名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袁枚、曾燠交游考论——兼论《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过程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中言未曾与曾燠谋面,但考之二人的诗文集,两者多有交往,不但相互唱和赠答,且在诗中明确注明袁枚多次到过曾燠扬州的题襟馆,曾燠也曾去随园拜访袁枚,袁枚扶病相见,二人谈论诗学。现存曾燠所刻《邗上题襟集》中存有袁枚佚诗《题宾谷先生西溪渔隐图》一首。根据曾燠与袁枚交游的诗歌可以推定曾燠的生卒年,纠正包世臣《曾抚部别传》的错误。《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得随刻,用原版刻录,只补入,却不修改,于嘉庆二年后定稿,成《随园诗话补遗》十卷。《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刊刻时,袁枚未曾见到曾燠,故言“素未识面”。因袁枚有求于曾燠,有了一段名士与官员的密切交往,因为诗歌的媒介,带有了风雅的韵味。

隋唐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在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及古书典籍零散史料的基础上,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立足隋唐外交翻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从译员配备常态化、译员职责多样性、外籍译员选用谨慎化、外交翻译多语化、翻译形态精细化、外交翻译精确化、译员管理与奖惩严格化、译员选拔与培养标准化等八个方面,梳理隋唐外交翻译史研究的大体脉络,提出强化后续研究的主要思路。

简论欧美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是国际通用的法律术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指向性。作为地方风土的典型产物,地理标志产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产品维度的溢价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上,还兼具商业、社会与文化价值,能够成为推动我国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目前,对地理标志予以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各国之间,也存在“主观认知”与“客观关联”、“声誉”与“风土”的理念差异,以及商标法、专门法两种保护模式的博弈:以欧盟各成员国为首的诸多国家通过专门立法对地理标志实施保护,即“欧洲式专门法”保护模式;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由于缺少地理标志保护传统,地理标志资源也相对有限,采取以商标体系为地理标志提供法律框架的保护模式,即“美国式商标法”保护模式。了解两者的法律逻辑与顶层设计差异并进行比较,有利于为我国地理标志“土特产”的进一步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