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福造势:广东雷祖祠《钦典镌记》探析

广东雷祖祠于明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立《钦典镌记》碑,借嘉靖帝妃杜氏口吻为其亲生子裕王祈福。碑中称杜氏为“皇贵妃”、裕王为“皇太子”,显然与史实不符。经考辨,杜氏封号仅有“康妃”,裕王从未被立为太子。嘉靖时宫中崇祀雷神,差遣正一嗣教大真人府赞教赴雷祖祠为裕王祈福,雷州府文武官员借机渲染裕王将继大统,显示裕王继位是朝臣与基层官员的共同选项。碑刻反映了雷州府流动文官与世袭武职联手争取社会资源的意向。

吕高诗风的转变及其文坛地位评价--以《江峰漫稿》为中心

吕高曾在嘉靖十年前后,与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任瀚等八人在京城唱和酬答,名动士林,时称“嘉靖八才子”。吕高前期对诗歌研究颇深,诗歌取法对象上及汉魏、六朝,下延中唐,对“前七子”复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后期因难以摆脱复古所带来的程式化困境,转而投向对科举制艺的研究,追求文章的法度及义理表达。吕高的《江峰漫稿》呈现出文学观念的转变,对考察明中期士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嘉靖《宁波府志》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其时王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大兴,是志辟设“理学”一门,实属旧志篇目设置的创新之举,也为后代志书所效法。该志人物传理学卷在立传标准和内容裁选上主要遵循三点:一是扬“陆王”抑“程朱”;二是详“学行”略“仕宦”;三是显“师承”隐“自得”。以此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潮对地方志书编纂的渗透和影响。

论“求才三令”的政治作用

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曹操发布“求才三令”,其言辞一次比一次直白地推崇才而轻视德。但事实上,曹操却在治下营造出一派文治景象,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名实不副的浮华之士。细查史籍,明确可见曹操“唯才所宜”的用人方针与“求才三令”的发布之间并不同步。“求才三令”发布后,曹操并没有吸收新的人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选才意义。“求才三令”对于才与德的区分,实际上是曹操给士人出的一道选汉或者选曹的选择题,并将此作为拥汉派和拥曹派的分野。同时,是为汉官转变成魏官的一个台阶,更是曹操将大汉旗帜转变为曹魏旗帜的一个途径。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

《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文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文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发微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是继"大礼议"后明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政治动荡,包括"张璁桂萼党案"与"杨一清纳贿案"两个发展阶段。经一番曲折,大学士张璁、桂萼先败后胜,而首辅杨一清以"纳贿罪"被迫致仕,其余被牵扯其中并遭到打击的大小官员亦数十人。其胜负关键除传统史家强调之霍韬对杨一清的两次弹劾外,还包括"议礼新贵"另一健将——吏部尚书方献夫的密疏攻击。杨一清"纳贿罪"成立与否还尚难定论,而决定嘉靖八年内阁之争结果的并非"贿与不贿",而是在于"党与不党"。导致其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所谓"纳贿罪"实为世宗"权力平衡"的政治借口。

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庸才、奴才得志,出现人才危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和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传统道德、纲常名教的严重桎梏,即专制的外压和道德的内伤,是两个导致人才危机的重要因素。

关于“文待诏诸公听人说宋江”等问题再议——答王齐洲等先生

有确凿的史料证明"文待诏诸公"就是指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他们"听人说宋江"只能在青年时期。他们是《水浒》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以"等"代替"诸公",将"钱允治等"置换成是与文徵明一起"听人说宋江"的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在文徵明的晚年没有出现可与祝、唐、徐相当的"诸公"。钱允治没有资历、水平、声望和机会能与文徵明共"听人说宋江"。引用钱希言的话不能将"先讲摊头半日"剔除在外。钱希言本意在于强调钱允治听到的是"摊头"而不是"宋江"。郎瑛与高儒记述的《宋江》(即《施耐庵的本》)、《忠义水浒传》在嘉靖之前即已问世。

“同光之际”海防人才思想讨论的当代启示

1874-1875年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同光之际"海防策略大讨论。以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聚焦"海防人才"议题,从"为什么要重视海防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海防人才""如何解决海防人才问题"等层面,着重分析沿海沿江督抚的思想认识对于当代海防人才建设的启示。

论明代言官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以嘉靖、隆庆、万历朝为中心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面临皇帝怠政腐朽、宦官为祸隐患犹存以及权臣专擅等局面,一些忠正言官奋不顾身,规谏君德,抑制宦官和权臣,力尽所能维护日渐衰微的皇权,以延续明朝的统治。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言官的爱国热忱、舍生忘死的责任感以及顽强刚正的品格,却是值得赞许的。

天朝的南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前后北京外城商业活动与城市格局

以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修建北京外城为标志,由元大都至明永乐的北京帝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天朝南端商业活动的繁荣对城市格局的改变非常关键。论文主要从历史维度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年修建外城以前天朝南端的城市格局和活动:二．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53—1564年)修建外城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三．外城完成后的商业活动对城市格局的影响。进一步地,论文在结语中阐述城市边缘交通的便捷性、商业活动的弹性、商业人群的多元性、商业管理的多样性等,对帝都城市格局变化过程和完善的影响和渗透作用,从而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对帝都北京城的理解。

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

由于世宗对言官的厌薄、憎恶情绪,嘉靖朝言官得祸独重,备受摧抑。忠于职守的言官不屈的抗争,使嘉靖言官的气节闻名史册。但皇权的打击埋下了言官群体分化蜕变的祸根。嘉靖言官的悲怆历史,揭示了明代监察机制中存在的对最高权力约束的无力及监督手段单一落后等缺陷。

明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析论

明嘉靖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是以元十行本之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加以改造、完善刊刻而成,在经籍史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版式、行款方面作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形成半叶九行,经文单行大字、注文单行中字、疏文双行小字,且领起大"注"字、大"疏"字均黑底白文外加黑圈的格式,经、注、疏区分显明,体例完备;二是对元十行本原版和明正德、嘉靖修补版均作了较为全面的校改,补脱删衍,改正讹误,成绩较为突出;三是此本也出现了不少误刻和误改,其误改往往据文意和文例,不易发觉。李元阳本对此后的北监本、毛本、殿本、库本和阮刻本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嘉靖八才子”考论

"嘉靖八才子"是明代嘉靖初年的一个文学团体,他们没有明确的结社宗旨,之所以合称,主要就在于他们的年轻才俊和诗学初唐;"八才子"也不是他们的自命、自封,而是时人略带随意的习称。"八才子"与"唐宋派"是先后出现的两个文学团体,互有联系,又有区别,"八才子"以诗占名,"唐宋派"以文擅胜,而在文道观念上却又是相通的。随着"八才子"的宦海沉浮,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这也标志着诗学初唐运动的多元发展。

宁波“争贡”事件与中日海上走私贸易

宁波"争贡"事件是明朝后期发生的一次重要事件,其后中日朝贡贸易近乎中断,走私贸易便乘势而起。而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日本银矿山的新发现,以及不满于"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的参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日走私贸易的发展。但随着走私据点——双屿岛的摧毁,促使以浙东沿海为中心的走私贸易畸形发展,海商与倭寇合流,进一步加剧了倭寇的猖獗,最终促成"嘉靖大倭寇"的发生。宁波"争贡"事件无疑是其后猖獗的走私贸易和"嘉靖大倭寇"的发端。

方献夫乞休与嘉靖前期政治生态

乞休是明代官员致仕归养的重要方式,年老官员乞休让贤有利于促进朝廷机构吐故纳新。随着政治事件的推进,高频次的乞休意味着其逐渐畸变为官场政争手段,因此从官员乞休行为中可以窥见一朝政治生态状况。方献夫作为“大礼议”事件的密切参与者,在嘉靖初年政治斗争中,多次利用乞休化解舆论危机,其仕途迁转折射出当时官场政治生态情况。以方献夫为代表的官员乞休行为频发,意味着明代皇权逐渐扩张,官员政治心态与价值取向发生转变,亦侧面体现出官员致仕、谏诤制度的失序化倾向。

1556年关中大地震灾民心理的历史考察

地震灾害是我国频发的多种自然灾害之一,除威胁人身财产安全以外,地震也容易给灾民带来严重的精神冲击和心理创伤。通过对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大地震灾民心理变化的考察,不难发现灾民对震灾的认知和反应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灾异观有紧密联系,而各级政府赈灾及社会救助中也包含了针对灾民心理重建方面的措施。

明嘉靖时期藩王用瓷来源考

以考古发现的嘉靖时期藩王居址及墓葬所出土的青花瓷器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判断其生产年代,在此基础上,结合器物纹饰、青花用料等特征进行来源分析。在以往青花瓷器生产的年代判断上仅是以纪年款识为依据,而本文结合《江西大志》等历史文献对青花用料的记载,再辅助以藩王生活的具体时代,综合这几项因素对出土瓷器进行断代。并在此基础上,与弘治、正德时期藩王用瓷的装饰图案相比,发现其图案的个性特征。结合器物的款识,再推断是否为藩王定制的产品,并分析嘉靖时期藩王的用瓷主要为民窑定烧,这既不同于官搭民烧的产品,也与民窑生产的普通商品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