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的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组态视角下的定性比较分析

根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国部分地区的乡村数字化指数偏低,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现象,然而关于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缺乏。为助力政府科学精准地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破解中国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探索生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具体路径。基于“社会-技术”理论框架,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中28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社会、技术和外部环境3个层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影响机制和驱动路径,并通过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实现路径。结果发现: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总体结果一致,28个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呈现递减趋势;数字乡村发展本质上在于及时回应公众期望及诉求,实现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多元需求的相互匹配,其建设成效受到公共需求压力、社会舆论宣传、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领导重视、财政支持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技术创新驱动型、综合协调联动型、社会压力响应型是其实现高水平建设成效的3条驱动路径。因此,中国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要始终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数字乡村发展导向,持续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同时强化多种要素协同整合,并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性。

重庆市脱贫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多维贫困治理的耦合关系研究

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多维贫困治理的耦合路径是精准发挥公共服务防返贫效应的必然要求.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脱贫县为研究对象,定量测度脱贫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多维贫困治理水平,探究二者之间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①重庆市脱贫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呈现供给不均衡特点,基本医疗卫生方面的供给短板较为普遍.②区域经济水平以及农村家庭的收入、健康、教育与培训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较高,各区县多维贫困治理水平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高值主要集中在中部区域.③重庆市脱贫县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多维贫困治理以中低度耦合为主,耦合协调差异类型多样,不同区县需分类提升.基于研究结果,建议优化公共财政的区域配置和领域配置,提升到户资金和帮扶措施的精准性,多措并举弥补多维贫困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从嵌入到融入:“一村一警”警务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嵌入性理论框架下,“一村一警”机制嵌入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可解构为制度嵌入、职能嵌入、资源嵌入、技术嵌入、情感嵌入五大维度。基于当前“一村一警”警务机制运行受“反嵌入”制约的现实困境,应积极探索“一村一警”从嵌入乡村向融入乡村的行动范式转变;以制度融入筑牢制度基础,以职能融入理清职责角色,以资源融入充实硬件保障,以技术融入增添科技赋能,以情感融入激发群众活力,推动“一村一警”警务机制真正融合于乡村治安治理之中,弥补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安全与稳定的价值目标。

德国RCH合作社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实行股份制的RCH合作社是德国农业合作社的典型代表,具有组织严密、覆盖面广、分工明确、专业化程度高、规避风险能力强等特点,利润在近8年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随农村改革发展大潮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是亿万农民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我国已连续10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聚焦"三农"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农业产业化,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政策和措施,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快速发展、健康发展。基于我国目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历史演变及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及建议,以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与政策工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关系密切,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历经三十余载发展与沉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覆盖面、保障支持水平、缴纳标准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与此同时,顶层服务体系不健全、资金供给能力待提升、智能化技术应用不佳、居民参保意愿不强烈等现实梗阻,严重阻滞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落实与推进。为此,应优化制度设计,提升顶层服务适配性;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强化长期稳定性;加强金融科技普及,提升业务开展便捷性;多层次升级运作模式,调动居民参保积极性。

公共财政与农村改革发展

公共财政与农村改革发展密不可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共财政对农村改革的发展的支持,经历了逐步深化提高的过程,不论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或是资金支出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期公共财政应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与部署,在已有支农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对"三农"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中小学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土地制度与金融制度创新等六方面,来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

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

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性的"三农问题",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南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从而加剧了南部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的"三农问题"。这一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在南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其最终解决仍主要得益于城市化的加速和完成。

解决“三农”问题的两种互补模型: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

目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来自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针对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改变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农村经济落后状况,西方经济学家创建了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两种模型。这两种模型表面上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这已被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所检验。

农民综合素质提高与优质高效“三农”图书创新研究

就出版业如何提高农民的素质,抓住机遇积极策划服务"三农"的图书选题,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了丰富多彩、优质高效的图书品种,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新型农民而不断增强自身的活力并发展壮大。服务好"三农"图书的出版,是出版业振兴、谋求自身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进而推动出版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农业院校图书馆为“三农”服务的意义及举措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具有科技文献丰富、电子信息资源齐全的农业院校图书馆是将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三农"的重要使者。分析了农业院校图书馆服务"三农"的意义与独特优势,并提出了6项具体措施。

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探析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历经十多年,发展缓慢,一度陷入停滞,面对农村社会日益增加的养老新压力、新需求,各地出现了一些新形式、新探索,研究表明,进一步加强财政补贴,扩大统筹范围,规范基金管理,将新"农保"纳入金保工程等措施,可使农村养老保险的整体局面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发展融资型保险产品破解农村融资难题

本文从信用不足的角度分析了农村融资难产生的原因,认为涉农信贷的有效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不足,是造成融资难的关键,提出了创新农村信贷保险产品,构建保险与银行之间更紧密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并论证了贷款信用保险这一新型融资类保险产品的性质与作用,最后初步提出了探索建立以信贷保险为核心的农村融资体系的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是资本形成

基于经济学关于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的理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业资本投入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求解“三农”问题的主线是创新农业资本形成机制 ,加速农业资本形成。唯如此 ,新的、生产力更高的技术才可能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可能得以提高 ,“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人文贫困识别——“包容性发展”价值理念的解释

农村贫困问题是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我国农村贫困外在表现为经济贫困,但实质上是基于人力、知识和权利等维度的人文贫困,而"包容性发展"理念则强调"机会平等"、"成果共享"、"人文关怀"和"协调发展"等理念。从社会排斥的理论维度和"非包容性发展"的现实导向两个方面对我国农村人文贫困的致因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包容性发展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农村人文扶贫的价值取向耦合,它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以"培育人力资本"为价值导向,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价值原则,以"实现社会权利平等"为价值目标的农村人文扶贫开发的包容性价值取向探索。

从“三农”问题视角解读我国的耕地保护问题

耕地是稀缺资源,紧张的人与耕地的比例关系是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前提;当前我国最主要的耕地问题是耕地快速非农化,其根本原因来自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压力,政策和决策的失误、地方利益的驱动和管理力度不够,从加强耕地国情教育、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构建与耕地保护相配套的政策激励和经济约束机制、规范耕地管制行为等角度探讨了耕地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内生机制

基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与社区理论研究的推进,公共服务社区化逐渐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服务资源调配的新型模式。从应然层面上讲,公共服务社区化有利于巩固农村内生权力基础,提高农民的自我服务能力,对村落公共空间再造具有重要意义。但就我国农村社会现实而言,公共性流失、内生性不足、权力自利倾向以及资源调配失效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实践困境。对此,需要从农民公共精神塑造、内生组织培育、参与主体协调以及服务资源共享等层面消解社区化的实现梗阻。

中国"三农"问题: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

制度是组织的"内核",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和行为角色,制度内核不同,其经济绩效不同;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和主体,而制度环境制约、影响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基于上述制度与组织关系的视域构建一个"三农"问题分析框架,考察"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组织演替的关系,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挤压,涉农内生组织逐渐消亡、异化,外生组织入侵、占位,导致制度变迁主体缺失,组织演替丧失连续性和动力源泉;违反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导致涉农制度变迁滞后和非均衡;涉农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中被"锁定",失去良性循环和互动。结论指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的交互作用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关系异化,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遭到破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组织创新的步伐。

美、日工业反哺农业的经验及启示

工业反哺农业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诸多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也说明了这个规律。其中,美国和日本尤为典型。2006年,我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表明我国进入大规模反哺农业时期。美日经验表明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可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财政支农、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社会化反哺等。

浅析“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指出“三农”问题由来已久难以化解且日渐突出,“三农”问题事关国家和社会全局影响重大,提出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对“三农”的影响分析

对农业而言,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结构升级、改善农业经济管理模型、发展林业经济。对农村而言,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能够改善农村能源结构,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促进农村工业发展。对农民而言,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然而,开发生物质能有可能增加对生产资料的竞争,增加相关农林产品价格的波动以及由于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而降低生物多样性,因此开发利用生物质能要合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