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ime-out”惩罚教育对幼儿园教育的启示

"Time-out"是美国幼儿园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教育策略,用于应对儿童的不适宜或违纪行为。本文主要阐述了美国"Time-out"惩罚教育的含义及实施策略,以及它对幼儿园教育的启示。

《教师法》修订:基本理念、教师身份与立法技术

权益保障是我国教师立法的基本理念,此次《教师法》修订仍需贯彻和继承。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是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前提。基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特征以及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实践诉求,中小学教师宜定位为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高校教师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宜通过法律予以规定。教师权利义务是教师法律身份的外在表现,相关内容的修订须依据教师的不同法律身份。教师教育惩戒是中小学教师基于专业身份实施的事实行为,本质上属于教师专业自主权,《教师法》应予以确认和规范。围绕教师权益保障,还需从法律规范协调统一、增加程序性规范以及纠正硬法规范软法化等技术层面提高修订的科学性,增强《教师法》的可操作性。

教师在担忧什么:一个教育惩戒案例分析

教师为维护考场秩序对违纪学生进行管教,一个把学生从座位上拉起来站立的行为导致自身受到处分,也引发了人们对教师工作职责、权益保护、尊严、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各种争议。通过对教师行为、学生行为、学校管理及教育行政的法治审视,从依法治教角度来说,教师需要提升依法执教的能力,但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更应该引以为戒,依法建立健全教育惩戒制度,保护师生权益,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才能有效落实教育惩戒规则。

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基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的视角

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第三次对该条例进行修订,标志着党的纪律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实施和修订,反映了党的纪律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历程,推进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党对纪律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坚持把惩治和教育相结合是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基本经验。

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有效运用:教育性和惩戒性的双重面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来督促和保障父母落实家庭教育责任。由于我国学术界对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研究相对较少,现阶段还无法全面评估家庭教育指导令运用的客观效果。而域外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多,可资借鉴。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运用越来越具有惩戒性的面向,这不仅有可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精神,而且有可能带来其在实际运用中的异化。为此,在坚持“教育性为主、惩戒性为辅”原则的前提下,应从教育性和惩戒性的双重面向来思考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有效运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宜于我国家庭教育指导令发展和完善的具体路径。

关于教育惩戒权限度的立法思考

教育惩戒问题历来都是困扰教育学界的一大难题,尤其是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让这一问题更是备受关注。本文探讨现阶段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将教育惩戒权的限度在义务教育阶段予以适当扩大的必要性,思考如何对教育惩戒权的最大限度在实体规制和适用程序上加以完善,以期平衡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学校的教育管理权,构建更加具有权威性的惩戒措施体系。

小学教育惩戒实施的价值评价、存在问题与路径选择

教育惩戒能规范小学生言行,有助于高效开展教学活动和重塑师生关系。目前,小学教育惩戒实施存在以下问题:缺少相关法律意识,未构建正确惩戒观;优差生区别对待,公平性缺失;滥用惩戒,缺少目的性。为争取发挥教育惩戒的效用,小学教师可以遵循以下路径实施教育惩戒:认清教育惩戒内涵,明确惩戒目的与作用;依法开展教育惩戒,尊重并关爱学生;适度进行惩戒,把握好惩戒边界;提高职业素养,保证教育惩戒公平性;提高惩戒艺术与智慧,体现惩戒价值。

回顾与展望: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综述——以高校教育惩戒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法治教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回顾与展望的方式,梳理并分析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以高校教育惩戒为中心进行深入考察。研究综述显示,大学生法治教育在科学内涵、多元协同育人机制和法治基因挖掘上都做了一些思考,但仍面临理论研究不足与实践成效不容乐观的困境。教育惩戒作为法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要进一步重视教育惩戒的规范运用,确保其既符合法治精神,又能有效促进大学生的法治素养提升,进而构建一体化的法治教育体系。最后,展望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要深化“两个结合”来引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推进“思政一体化”建设来指引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改革创新,加强“双队伍建设”来夯实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践基石,以实现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全面优化和创新。

教育惩戒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运行——兼论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要件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教育惩戒实施纳入法律轨道,这意味着教育惩戒实施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的合法性审查。然而,教育惩戒合法性要件存在实施主体责任不明,实施依据定位模糊,实施程序难以规范化以及实施措施合法性边界不明等问题。为此,应将教育惩戒纳入行政法律关系。在惩戒主体方面,将教师和学校主体责任定性为行政责任。在惩戒依据方面,为纾解教育惩戒的场景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法律应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校规明确教育惩戒实施的情形、程序与措施。在惩戒程序方面,将惩戒措施分为影响学生在学关系与非影响学生在学关系两类。对于前者,应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予以补充性适用;对于后者,应适用校规制定的规范性程序。在惩戒措施方面,从反面应由法律规范界定体罚性事项,从正面应适用比例原则作为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标准。另外,应在立法与司法两个维度完善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要件。

近代中国教育惩戒治理的实践及启示——以“全国儿童年”废止体罚运动为例

儿童体罚一直是教育领域的难题。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年”废止体罚运动是近代中国教育惩戒治理方面的实践。该运动旨在废止学校教育中的体罚,保障儿童权益,并推动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尽管废止体罚运动有着积极初衷和努力,但由于多种限制因素,未能完全实现目标。这场运动不仅反映出运动式治理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但难以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同时也揭示了教育观念尤其是教育实践的改进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学校、家庭与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来实现真正的变革。

“教惩”融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理念优化的实践路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体系发轫于未成年人“福利主义”与“责任主义”的优化厘革和未成年保护处置制度的演化发展。教育与惩治是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重要手段,实践中两者不可并行误解导致选择的博弈,导致社会与未成年人利益的背离。然教育与惩处背因理论的共同性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理念优化的逻辑基础,“教惩”融合是切合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逻辑进路,有利于弥补教育与惩处的实践偏差,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提供新的实践路径选择。

回溯与重构:传统中国教育惩戒行为的历史考察

教育惩戒作为保障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教育管理手段,自古以来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地位,因此学校教育惩戒的规则往往内隐于相关教育规定和法令之中。古代惩戒教育从西周的“以恶制恶”到唐宋的“惩戒趋于教育”,再到明清的“惩戒与教育合一”,形成了成套的教育惩戒体系。古代教育惩戒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学校教育惩戒的性质实现了从“教师本位”到“家校合作”的转变,不断强化了教师权威。其中,古代在完善教育惩戒规范、加强家校合作、强化教师权威等方面可为我国当代构建教育惩戒制度提供新思路。

数智时代中小学道德惩罚的使命及其实践进路

在数智时代,人们正面临多重道德危机,道德惩罚应积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作为中小学德育的必要方式,道德惩罚应回归到“人”——中小学生身上,彰显道德惩罚的“育德”目的,调节中小学生道德情绪,引导中小学生走向善行,联结中小学师生道德关系。然而,当下道德惩罚仍存在偏离育德目的、误用道德惩罚方式、忽视师生的道德惩罚互动、缺失持久深入的德育效果等问题,这制约着道德惩罚应有功能和价值的达成。为此,教师应缔造惩罚共识,以凸显“长善救失”的育人本位;适度道德非难,运用合理的道德惩罚方式;关注学生特点,促成师生道德惩罚合作;建立惩罚监管,构建育德长效机制,提升道德惩罚的实效。

高校教育惩戒权的实施困境与对策研究

高校教育惩戒权包括惩戒设定权与实施权。研究发现,高校教育惩戒权在实践中存在条文设计较为笼统、越权设定身份性惩戒、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没有就证据进行严格的关联性调查等问题,面临立法、机制、定位三重困境。应明确高校教育惩戒的概念及性质,确立各实施主体的权力边界,优化高校教育惩戒权实施机制,构建多部门联动的校内救济体系,重视政府、家庭和社会组织在教育惩戒过程中的作用。

师德失范行为惩处权的法律规制

如何将师德失范行为惩处权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师德惩处权的合法与正当行使,关乎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和保障。师德失范行为的本质是教师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此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有损教师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专业尊严。师德失范行为的惩处机制既包括从业禁止、撤销教师资格等行政处罚,也包括行政处分以及其他处理措施。相应地,教师违反职业规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多元的,既包括行政法律责任,也涉及民法乃至刑法上的责任。师德失范行为惩处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公权力,其法律规制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比例原则以及自主治理原则等公法基本原则。将师德失范行为的惩处权纳入法律规制,关键在于健全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厘清司法审查介入师德失范行为治理争议案件的范围及其强度,保障教师作为公民以及教育专业人员的权利。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他者性视阈下幼儿教师教育惩戒的核心要义与价值取向

为厘清幼儿教师教育惩戒问题,立足于列维纳斯的他者性理论,采用课堂志与参与式观察对幼儿教师教育惩戒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幼儿教师教育惩戒存在主体性与他者性的认知偏差,教育惩戒陷入“极端中心”的风险;他者性责任意识的匮乏,惩戒陷入教师倾听与回应能力的弱化;他者主体性地位的漠视,惩戒陷入师幼关系地位势差失衡的实践困境。为此,教师应以师幼的自我超越为宗旨,规避惩戒的“极端中心”风险;以倾听—言说为手段,强化惩戒中教师对他者的责任回应;以尊重幼儿的他者地位为前提,平衡师幼关系的地位势差。

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体系分析

立足于“大历史”视角,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体系分析旨在梳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腐败治理的核心理念和主要措施。中国传统的腐败治理方案首先是借助德礼教化构筑腐败治理的思想基础,如在选官任吏中注重德行考察并通过强化名节观念树立为官理念;继而借助严密的律法搭建腐败治理的制度框架;然后细化腐败治理的正向引导措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如采用优俸制度引导官员自觉抵制贪腐,设计考课制度引导官员勤于政事。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中的惩治措施主要是赋予监察机关强大的惩治腐败权力,并以垂直管理的模式保证权力行使。从经验和不足两个角度评析传统视角下的腐败治理,可以为当今的腐败治理提供借鉴。

教育惩戒:价值、边界与规制(笔谈)

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教育惩戒开始成为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成为法律必须面对的问题。正确理解教育惩戒,区别教育惩戒与体罚,明确教育惩戒权的性质及教育惩戒权的行使主体是正确看待教育惩戒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要认识到教育惩戒问题的复杂性,坚守教育活动内在的逻辑,促进教育与法律之间的深层协作。羞耻与威慑是教育惩戒的逻辑,基于"羞耻"而唤醒内在自我"尊严"所实现的观念秩序维护,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质性教育行动--以观念秩序自觉实现行为秩序自觉的自我教育。教育惩戒可以有效遏制学生过错行为,积极教育是治理学生过错行为的源头,积极管理则使纠错警示更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和灵活性,三者有机结合,比单一教育惩戒更有实效。教育惩戒的关键是教育效果,惩戒教育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人格特点、性别差异,惩戒的具体方式不能越界。明确区分教师惩戒权和学校惩戒权,是制定教育惩戒权相关实施细则的前提和关键。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教师教育惩戒权具有权利和权力双重性质,也有其限度。高校教师应同样享有教育惩戒权。

关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惩戒的实践与思考

造成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惩戒认识混乱及教育惩戒行为偏差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惩戒缺乏必要的理性分析和判断,因此必须全面理解教育惩戒,树立正确的惩戒观念,采取相应的对策,在保证教育惩戒在必要和适度的基础上,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