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李二曲工夫论与明清之际的关学转向

李二曲融会关学、朱子学、阳明学,建构了以“识头脑”和“修九容”为标识的工夫论。该工夫论的实践方法主要有“悔过自新”“虚明寂定”“明善格物”等,并且具有一套严密的“本体—工夫—境界”逻辑理路。通过“明体适用”的理论体系架构,李二曲对儒家传统“内圣外王”之学进行了新的时代阐释,突出了经世精神与理学心性守身之学一体化的必要性,亦让关学有了新的意涵。对之进行详细解读,可以从中理解明清之际关学转向的根本原因与深刻内涵。

论程颢、程颐《论语》诠释的工夫论倾向

二程讲求于切身体认中进德成圣而达于超越之境,其《论语》诠释过程始终贯彻克己、诚己、尽己、推己的工夫论倾向。第一,程颢将“克己复礼”视为保障“道”之本体呈现于“己”之工夫践履,程颐将“礼”置于“天理”与“人欲”的二元架构中,摄“礼”归“理”。第二,程颢以“诚”作为贯彻智仁勇三达德的衡量标准,将“自得”发挥“自然见”得与“自能寻”得,程颐则走向“敬”而循“理”,乃至“自诚”“不思而得”,并看重不假外求之“素诚”“素敬”之工夫境界。第三,二程共同明确“忠”与“恕”的体用关系,但程颐明显侧重于推己工夫阐发。二程于《论语》诠释中持有的工夫论呈现出程序的共通性与指向的趋同性,为四书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

陆游对诗体与梦境的独特认知及大量创作实践是中国古代记梦文学发展的关键一环,“夜梦验工夫”则是其凝练的经验总结。在宋诗日常化的背景下,陆游所记之梦由仙界降临人间,成为创作的“诗料”。因果关系的建构令破碎的梦境得以形成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诗境,制题、诗序和句法的灵活安排则让记梦诗的各项表达功能得以被充分挖掘。在陆游记梦诗创作背后,江西宗派以来所倡工夫论影响尤大:梦境的题材内容体现了存养正气的诗外工夫,衔接梦境碎片乃至梦中作诗的能力则体现了熟参前人句法的诗内工夫。由此,作为诗料的梦既是道与技融通的产物,又是记梦诗的创作素材,记梦诗因而成为陆游文学创作的重要类型,也对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围绕陆游记梦诗的考察,说明研究者不但要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更应在作家的实践中抽绎古代文学的理论。

辨志、自立与心性:陆象山“易简工夫”的三重成因

“易简工夫”是象山工夫论的标识。从纵、横工夫间关系的角度来看,“易简工夫”主要指象山对体悟式的纵向工夫有所偏重。“易简工夫”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为学实践的层面来看,纵向工夫对于冲决私欲、意见之网罗具有强大效力,而横向工夫却在客观上为意见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看,主体性意识的萌动使得象山在工夫论中将工夫起点定位于性体呈现的瞬间,在心性论中则欲使本心与天理同一,两边皆以纵向工夫为表征。这些因素相互勾连,形成循环,在象山的讲学活动中不断得到印证与强化,促成了其“易简”的工夫主张。象山发掘出了在成就道德行为与理想人格活动中的主体力量,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哲学史的走向。

庄子的“宇宙身体”观及其美学意涵--以《庄子·德充符》为中心

《庄子·德充符》篇借助残缺和丑陋的身体形象来反思儒家身体观所暴露的问题。儒家礼义式的身体观主张身体承担着礼乐教化的伦理功能,从而生发出文质彬彬、美善统一的审美观念,却也导致了文胜于质的弊病。庄子学派把人的肉身视作宇宙大化中的一部分,这种“宇宙身体”观重视人的真情流露,而不拘泥于礼文的形式,由此衍生出重质轻文的美学传统。“宇宙身体”的观念虽然打破了人与外物的边界,但并非要完全废弃肉身,而是主张通过运用和训练身体的官能让其回归自由的状态,这种借由技艺而循序渐进的修炼过程是一种美学的工夫论。

方以智的心性工夫论

方以智将“心”分为“公心”与“独心”,“公心”属于本体层面,“独心”属于认知层面,二者关系为“公心寓于独心之中”。“性”有“公性”“独性”“习性”,“公性”乃万物共同之本性,“独性”则是万物各殊之根据,“习性”属于外缘层面。在心性修养方面,“尽心见性”“逆习复性”是工夫论的关键,“无知之知”的通透境界是最终结果。方以智的心性思想始终贯穿“公因反因”等辩证思维,彰显崇尚实学的倾向,在心性思想发展史中独具一格。

越红工夫茶加工工艺及品牌建设对策

浙江绍兴生产工夫茶历史悠久,其中越红工夫茶曾被列入全国知名红茶行列。本文介绍了越红工夫茶的发展历史和生产现状,总结了其初制加工工艺的操作方法和技术要求,包括鲜叶采摘(采摘时间、茶树品种)、运输、贮青、萎凋、揉捻、发酵、干燥、提香、精制等,以规范越红工夫茶加工技术,保持其品质特征,稳定产品质量,同时从定位和目标群体、品牌故事和核心价值观、地理标志打造、包装设计和品牌传播、与消费者互动和建立关系等方面阐述了越红工夫茶品牌建设对策。

论儒家“功夫哲学”与西方“实践哲学”

“功夫哲学”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功夫”概念的共时性内涵与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大学》的“八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其实都是功夫问题。儒家的功夫论,大致可以对应于西方的实践哲学。第二,“功夫”概念的历时性转换与儒家哲学的古今之变问题。要使“修齐治平”的逻辑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成立,必须进行主体的现代转换,齐家就是公民做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和睦,治国就是公民以某种方式行使国家治理的政治主权,平天下就是公民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去。因此,“格致诚正”修身功夫的标准,就不能是精英的诉求,而只能是合格的公民人格的养成。第三,功夫哲学及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在宋明理学中,形上本体论与功夫论之间是奠基关系。同理,西方传统的实践哲学也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至于要使实践哲学或功夫哲学成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唯有使“实践”和“功夫”观念成为一个“前存在者”及“前主体性”的观念。

价值与工夫:儒家道统精神的诠释分歧

宋明时期学者普遍认同道统说,许可“十六字传心诀”是道统精神意涵,只是他们从传心诀中诠释出了价值论与工夫论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道统精神,从而形成意见分歧。心性学者如朱熹、陆九渊等人认为“允执厥中”是道统精神之所在,通过发挥“中”的价值论意涵,推动儒学的形而上学化。浙东学者如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则重视“惟精惟一”的工夫论意涵,以维护儒家实践传统。心性学者发掘道统精神的价值论意涵,顺应了新儒学心性内圣化发展趋势,浙东学者阐释工夫论意涵,则是为了让新儒学成为工夫实践之学。学者对道统精神的差异性诠释,既反映了他们对儒家历史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对儒学发展趋势的迥异态度,折射出宋代新儒学演进中的多样性探索。

朱子“克己”代“敬”工夫与新时代崇高师德之进阶理路

崇高师德是师德的最高追求,是教师“行为世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对师德的期待。崇高师德的修养过程是圣学求仁的过程。朱子晚年极力推崇的“克己复礼”工夫为崇高师德修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通过“克己”,去尽私欲,从而实现对崇高师德的理想追求。“克己”工夫从四个方面为崇高师德修养勾勒了轮廓:合理安顿利益于义理之中;惩忿治怒,改过迁善,涵养浩然正气;正师礼、弘师道;内外交相养,涵泳从容。

外源添加茶汁或梨汁对梅占工夫红茶品质的影响

为探究外源添加茶汁或梨汁对梅占工夫红茶品质的影响,本文以梅占茶树鲜叶为主要加工原料,在加工过程中按茶叶:茶汁或梨汁比例为2:1(kg:L)的比例添加茶汁或梨汁,以不添加为对照,对所得工夫红茶进行整体感官品质、主要滋味以及香气物质分析。结果表明,外源茶汁或梨汁可显著(P<0.05)降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3-gallate,EGCG)、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catechin-3-gallate,ECG)、表没食子儿茶素(Epigallocatechin,EGC)、表儿茶素(Epicatechin,EC)的含量,增加茶黄素的含量,外源梨汁所制工夫红茶可溶性糖含量分别较对照和外源添加茶汁处理高92.53%和95.31%,增强了成茶茶汤的甜味,而外源添加茶汁可有效增加茶叶中氨基酸、咖啡碱、没食子酸、茶色素及挥发性化合物的含量,其中挥发性化合物总量分别较对照与加梨汁处理的高6.36%和74.99%,且醇类、醛类、酯类和酮类化合物总量均最高,具有典型花香且含量最高的香叶醇在加茶汁处理中分别较对照和加梨汁处理高15.73%和79.64%,其成茶香气呈现明显的花果香。结合感官审评表明,外源添加茶汁可提升梅占功夫红茶的滋味和香气品质。

《孝经》义理的教育学阐释

《孝经》作为教孝、教忠的经典,自汉代起至清末一直是古代儒学教育的核心教材。以教育学视角观照《孝经》,可将其义理概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为德本、教所由生”“孝无终始皆可及”“孝道可以刑四海”四个方面。修身以成孝德是古代孝道教育的路径。《孝经》中所蕴涵的“贵生”、“立身行道”、上行下效等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至今对于个人修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稳定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从“仁者安仁”到“仁以为己任”:儒家仁学从孔子到曾子的演进

孔子之“仁”具有不可言说性。在人类用语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目之”与“默识”蕴含直觉体悟和信仰的成分。知性认识无法达到对本体的观念性把握,直觉体悟和信仰是接近本体的有效路径。仁内在于人性,具有先在性,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普遍本质。从“安仁”“乐仁”“爱人”等观念分析,孔子仁论不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概念,也不仅仅是道德论层面的概念,实际上应该将其视为审美境界的概念。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的仁学切切实实显现为世俗个体生命的学问。工夫论、心性本体论和政治哲学塑造了儒学内在基本架构。这一基本架构的铸造,曾子、孟子和荀子各领风骚。

译者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倪培民“功夫”哲学观下的《论语》复译

四百多年来,《论语》在不断的复译中参与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在已有的六十多个《论语》英译本中,华人学者倪培民2017年出版的《论语》译作独具特色。受其“功夫”哲学观的影响,译者并未竭力直抒《论语》深意,其译文正文“惜字如金”,刻意保留了源文本“模糊”、凝练的特点,是为翻译中的“有所不为”;同时,译者“不惜笔墨”,利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厚的副文本作为“助读”,架起古代圣贤与现代读者之间的桥梁,是为翻译中的“有所为”。读者可通过阅读和思考,获得“参悟”体验,从而修炼关于“生活艺术”的“功夫”。

洛学心性化:以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为线索

随着二程后学对二程学术思想的弘扬,洛学呈现出不同发展脉络。通过对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的分析,可知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走向。在格物致知问题上,二程通过对理的察识与认知以恢复人固有的天理,而张九成有所突破,将外在的格物穷理彻底地收归于对心中之理的穷究。在涵养问题上,二程注重统摄内外的诚、敬工夫,从而实现对天理的体认;张九成通过对戒慎恐惧、诚、敬等内在工夫的重视,将外在活动收缩于对自我内心的省察。从二程到张九成工夫进路的转向,展现了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脉络,凸显了洛学发展的多样化。

儒学对现代性社会病的治疗作用——以未发已发为中心

现代性社会病是由于人们过分重视追求物质而忽视了对存在的终极关切所导致的.以未发已发为中心的儒家天道信仰对现代性社会病有治疗作用.二程重视在未发已发整个修养过程中保持"敬"的工夫.朱熹强调要在事事物物上扩充心体,因为仅有体验是不可靠的.阳明同样重视全程的工夫,认为只要已发阶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则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根底的人欲未除,未发也就不纯是天理.与宗教否定现世不同,儒家将体验未发的静修主要局限在一种修养的方法内,逃避乃至否定现实从来不是他们的人生态度.解决目前国人的信仰问题,应主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而不能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偏执盲目地将确立坚定信仰的希望寄托在外来的宗教资源上.

公父文伯之母形象解读与性别身份构建

春秋末年,鲁国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以谙习礼法、善于教子饮誉海内,见载于先秦典籍,入列《列女传·母仪传》,得到了儒家、史家的普遍推重,堪称春秋时代“知礼”的典范。公父文伯之母谙于礼法、严于教子、慎于处世、长于变通、见微知著,她既是春秋时代女性的典范,又是后世女性效法的楷模。尤其是在处理情与礼、爱与教、守与变等问题的关系方面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智慧,超越了时代与性别的局限,对当今人们自我提升、为人处世、教育子女等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论洪应明的修身工夫——以《菜根谭》为中心

儒家一直提倡修身养性,在先秦已有修身工夫之实,明代平民文化的兴起,使得修身工夫更是如火如荼。明代学者洪应明的著名作品《菜根谭》被认为是一部个人修养的书籍,语言通俗易懂,内容贴近生活,曾在国内掀起研究热潮。在此书中,洪应明认为心的本来状态是寂静澄明的,但在气的感通下心会受到物欲与情识的遮蔽,这二者均属于人的私欲。而要使心体回归到寂静澄明的原初状态,就要破除私欲对心体的遮蔽,进行时时检点、一念常惺的克欲工夫。洪应明的修身工夫结合了自己的生命体证,将工夫真正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中,避免落入空谈心性的窠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