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同意与性别平等:强奸罪入罪模式及其改革

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确立了以“强制手段”为核心要素的规范结构,可概括为强制模式。在强制手段或被害人反抗不明显的情形中,行为人违反被害人意愿实施性行为却难以受到刑法的制裁,从而使个人性自主权的保护存在重大漏洞。强制不是强奸罪不法的核心,违背他人意志才是强奸罪的本质。以同意替代强制是强奸罪法律规范发展的必然趋势。强奸罪立法的主要任务是为个体之间的性互动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符合社会规范和性别平等价值的沟通规则。根据性互动的沟通结构及其特点,结合性互动行为的实践和不同模式的适用效果,我国宜采取修正的否定同意模式,即一般情形下适用否定同意模式,对虽然具有同意能力但其认知能力和防卫能力存在减损的脆弱人群应适用积极同意模式。

我国临床医学综合期刊病例报告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报告现况调查与分析

目的 调查与分析我国临床医学综合类期刊2022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报告情况。方法 根据《2022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数据,选择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分类期刊2022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对符合遴选标准的病例报告进行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等信息的提取,采用Microsoft Excel 2021、SPSS 21.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结果 纳入的42本期刊2022年共刊载病例报告类型文章587篇,其中36篇(6.13%)报告了科技伦理和(或)知情同意要求。报告科技伦理审查和(或)知情同意履行的病例报告多来自中国科技核心期刊(88.89%, 65.88%),且其所在期刊官网稿约涉及科研伦理的比例也较大(86.11%, 63.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分类期刊病例报告科技伦理审查和(或)知情同意履行情况报告比例较低。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期刊要求在发表病例报告前征得患者或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中国与之相比尚有一定距离,需引起高度重视。

敏感金融信息处理中单独同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提出单独同意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敏感金融信息因其自身的场域特性,给知情同意模式的适用带来挑战;加之,单独同意要件的不清晰,致使其在敏感金融信息处理中流于形式,个人自决得不到保障。为破解此困境,应强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告知义务,以单独告知模式缩小金融市场主体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引入以信息主体为中心的动态同意模式以弥合“告知义务”与“知情权”的断层。同时,基于场景理论建构起以处理目的为核心要素,以处理方式和敏感信息项目为关联要素的“处理链”模式,通过单独场景—单独告知—单独同意的流程,提高同意的有效性,降低金融市场主体的告知成本,使单独同意成为实践可行的方案。

大型综合医院电子知情同意标准库建设的实践探索

目的推进知情同意标准库建设,实现知情同意书规范化管理。方法对知情同意书进行标准化分类、设置版本号,规范其结构、内容,围绕签署场景、术种等进行整合使用,并实现患者电子签署。结果四大院区158个病区患者电子签名全覆盖,病历质检中知情同意书的缺陷比例由2022年的25.93%下降至2023年的3.7%,投诉信访中知情告知不足的案例占比由2022年的8.9%下降至2023年的4.5%。结论知情同意书标准库建设,加快了病案无纸化进程,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和病案质量,促进了医患关系,提升了医疗质量。

从撤销权到解除权:同意撤回权的认知更迭与规则续造

同意撤回权是信息主体的核心权利,但对同意撤回权的认知不清阻碍了该权利的正常行使。学界将同意撤回权理解为一般撤销权或特殊撤销权均有失妥当。同意撤回权应是信息主体享有依据单方意思表示使隐私政策合同全部或部分不再具有拘束力的权利,因隐私政策合同持续性、非定期给付之特征,将同意撤回权界定为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权更为契合。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时不受解除事由限制,不受形成诉权制约,不适用除斥期间,不具备溯及力以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解除权说的理论观照下,应从不设置行使条件、明确“通知+合理机制”行使方式、不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期限以及确定仅向未来发生效力方面对同意撤回权的权利行使规则予以完善。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不仅在刑事裁判实践中存在疑难,而且在理论上直接关系到强奸罪中“违背被害人意志”成立与否。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全面无效说极度扩大了处罚范围,而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在疑难案件中难以自圆其说。为修正传统理论的缺陷,需要以认识错误产生原因及知道规则为第一层次判断标准,再以认识错误是否与法益相关作为第二层次判断标准,最后以同意的任意性作为第三层次判断标准,从而确立一般性的判断方法。欺骗型奸淫能够进一步类型化为身份欺骗型、性行为性质欺骗型、期待利益欺骗型及隐瞒性病欺骗型,并在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指导下分别获得合理的判断与论证。以层次化的被害人同意判断标准为指引,能够合理应对欺骗型奸淫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并推进刑法实现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的双重目标。

数据交易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之完善——以“知情—同意”规则为核心

个人数据交易法律框架的构建需要实现数据主体权益与数据流通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现有的“知情—同意”规则体系无法适应数据交易市场的复杂情境,不仅难以发挥立法者预期的保护个人权益之效用,数据流通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也严重受阻。个人数据交易场景迫切期盼“知情—同意”规则的适时修正,包括重塑数据处理者在数据交易中的告知义务,破解数据处理者须逐次征求数据主体同意的机制,交易客体应限于数据主体初次授权同意的数据范畴,明确个人数据危险扩大时的特别告知义务,以及限制数据主体就其个人信息同意的撤回权,设置数据主体的限制撤回期间和正当理由,规定不当撤回同意者应对数据处理者遭受的交易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

为什么术前要签知情同意书

丽水陈女士上个月,我去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术前医生让我签了一个术前知情同意书,是想推卸责任吗?在治疗过程尤其是手术前,患者和家属往往需要签知情同意书。看着这薄薄几页纸,患者及家属的内心常常无比复杂,会有忐忑、疑虑、费解,甚至是不满和愤懑。作为一个长期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手术签字那些事。

个人数据交易中的同意撤回权——以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为切入点

在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主体作出同意既为个人数据处理提供合法性基础,也是数据主体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即便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双层法律结构,个人数据处理同意与个人数据交易合同相区分,同意撤回权也使得个人信息自决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不可避免。为避免同意制度被架空,“履行合同所必需”应当被目的性限缩解释,不能作为同意撤回后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为优先尊重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人格自由发展,同意撤回权不因合同拘束力而受到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不具有溯及力,数据处理者应当删除个人数据,停止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数据处理者可以行使双务合同不履行抗辩权,有权请求终止个人数据交易合同,但无权请求数据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口腔专科门急诊电子知情同意书系统设计与应用

目的 开展无纸化病案归档建设,对传统门急诊纸质知情同意书进行电子化设计与应用。方法 分析口腔专科特色的知情同意书应用需求,遵循移动性、一致性、可靠性原则,升级改造电子病历系统,引入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对电子知情同意书进行数字认证。结果 实现了口腔专科门急诊电子知情同意书的移动、可信签署,试运行期间系统整体运行稳定。结论 电子知情同意书的应用进一步保障了病案数据的完整可靠,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的转变需不断地磨合和优化,以进一步推动病案管理的信息化发展。

论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的行使

为充分尊重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的真实意思与自主决定,《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赋予了提供者随时无条件退出的权利,即同意撤回权。“随时无条件退出”意味着提供者有权在任何阶段撤回其同意并无需因此承担任何不利后果。为确保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得到法治实现,应充分告知以保障提供者的知情权,同时建立机构管理体系与撤回机制,并加强伦理审查,最终形成提供者终止参与、遗传资源销毁或删除及不再利用等法律效果。

关于手术知情同意实施现状的分析研究

目的通过调查手术知情同意书内容和签字情况、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了解目前医疗机构关于手术知情同意的落实情况。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了某三甲医院2022年度上半年的276份手术病历,并就手术同意书和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医患双方的签字比较规范;医方关于术前主要诊断、手术名称、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风险告知比较充分,对患者自身存在的高危因素、替代治疗方案及其利弊的告知存在不足;非患者本人签字的手术同意书,授权委托书签署不规范。结论医疗机构手术知情同意落实较好,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医疗机构可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培训,明确授权范畴、强化术者告知、签字和落实监督检查等方面来保障知情同意的落实,切实保障医患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有效规避医疗风险,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数字化产前超声检查知情同意书的质量控制与患者使用体验分析研究

目的:分析数字化产前超声检查知情同意书(ePUIC)质量控制指标、告知效能和患者使用体验,评价ePUIC应用效果,研究优化方向。方法:前瞻性在产前超声检查患者中抽取2000例随机等分到干预组(使用ePUIC)和对照组(使用纸质PUIC)。对比分析两组知情同意书质控指标、告知效能、患者使用体验和总体评价,通过相关性分析寻找与总体评价强相关的体验指标。结果:干预组质控指标优于对照组。干预组患者理解程度测试、PPE-15量表总分、患者使用总体评价得分均高于对照组。4个维度(信息传递与患者教育、医疗服务的连续性、情感支持、尊重患者偏好)的患者体验与使用总体评价呈强相关。结论:ePUIC较纸质PUIC在签署质量、告知效能上均有提升,能为患者带来更优使用体验,是智慧医院建设的必然趋势。

敏感个人信息告知同意规则的制度逻辑、规范解释与补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信息类型,为敏感个人信息配置了强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以信息自主、自决为首要价值基础,有其自身制度逻辑,但也有诸多自限性缺陷。在信息风险社会,告知同意规则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掘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内涵,即风险的预防与分配。为准确适用敏感个人信息之告知同意规则,消弭法规范中诸多不确定性及该制度的自身缺陷,应对告知同意规则之适用范围、告知事项与标准、同意形式与要求等做出恰当解释,以期在实现信息自决的同时能更好地实现风险的控制;同时,基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度”与“风险性”的动态特征,应对其告知同意规则做动态性机制补强,以使信息处理符合信息主体的风险预期。

老年患者医疗知情同意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调查老年患者医疗知情同意现状,量化老年患者的知情意愿、知情程度,并确定影响老年患者知情同意的因素,提出相应对策。方法:对当日签署过知情同意书的患者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包含知情意愿量表、知情程度量表。进行访谈,调查知情同意影响因素,并对访谈材料进行质性分析。结果:老年患者的平均知情意愿水平为1.64±1.036(取值区间为0-3),老年患者的平均知情程度为5.28±2.112(取值区间为0-10)。确定的影响因素包括知情同意书的文本长度、可读性和内容完整性,缺乏口头介绍,隐形的年龄歧视,老年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和对知情同意的认知错误,医方决策和家属决策。结论:老年患者的知情意愿较低,知情程度较低。因此需要通过优化知情同意流程、在医患端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合作与互助、分享决策的民主模式、在患者家属端促进患者家属共享决策模式等方法改善老年患者的知情同意。

个人信息同意任意撤回:目的、体系与规则

个人信息同意任意撤回构成对个人信息同意这一有效意思表示的撤销,但与《民法典》第147~152条规定的可撤销法律行为有若干不同,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个人信息自决。就权利行使而言,个人信息同意任意撤回权的权利主体是信息处理所涉及的个人。撤回同意时,个人应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个人信息同意撤回不受期间限制,既可采取书面形式,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处理者应提供便捷的撤回方式并保证撤回是免费的。同意被撤回后,处理者应停止处理并删除个人信息,但不影响撤回前已进行的处理的效力。在未通过“捆绑禁止”测试时,处理者不得以同意被撤回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服务。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若干限制个人信息同意撤回权的尝试。

老年患者麻醉知情同意的临床伦理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临床工作中的老年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权益是临床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面对老年患者,麻醉方式、风险的告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掌握沟通技巧,加强人文关怀,延长麻醉谈话时间,增加麻醉谈话次数。当老年患者本身具有决策能力,患者与家属意见不统一时,麻醉医师应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但当患者不具备自主决策能力,则需要患者家属或其代理人代行使其知情同意权,遵循患者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知情同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事件,可能需要反复讨论和确认,并在每个阶段进行记录,做到真正的知情同意,从而保护老年患者的权益。

我国远程医疗中患者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保护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远程医疗服务发展迅速,由于服务涉及的参与方和环节多,专门立法薄弱,出现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与隐私权保护不足而被侵权的情况。在患者知情同意权方面的保护不足表现为医生未尽告知义务、地区差异削弱患者知情同意权、患者信息知情同意权的界定不明确。在患者隐私权方面的保护不足表现为远程医疗全过程被监控、医患身处场合存在隐私风险、患者难以自主掌控信息。我国有必要修订《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包括:增加远程医疗的法律依据、增加远程医疗的适用前提、增加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内容、增加患者隐私权保护内容。

区域合作协议的“立法同意”研究

推进区域合作协议法治化建设,是为跨区域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提供有效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面对中国当前区域合作协议的法治化困境,结合区域合作协议的本土法治建设探索实践和域外相关规制经验,应该以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协议缔结和履行中的功能作用为切入点,着力构建“立法同意”制度。区域合作协议的“立法同意”,其制度价值寓于推进区域合作协议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之中,具体路径机制主要有:区域合作协议地方人大审议或批准制度、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和地方“立法确认”制度。

GB/T 42574-2023个人信息处理告知同意指南在视频场景下的应用

围绕视频App中应用需求,基于GB/T 42574—2023《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处理中告知和同意的实施指南》等国家标准,在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前,向用户告知处理规则,取得用户同意。实现了对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用户权益保障,为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示范效应,提高了用户参与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意愿,提升用户活跃度,助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