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文化品格探析——以《采薇》为例

《诗经》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影响。《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深受文人、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喜爱,鲜明地体现了《诗经》所具有的四大文化品格:诗的主体不同而主旨迥异,彰显诗的开放性品格;诗的情义在铺陈转换中升华,凝练成诗的人性品格;诗中的“薇”等物象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象征意蕴,寄寓着诗的拟人化品格;诗在流传中被人们盛赞、运用和模仿,已内化为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成了语文品格。由此,可揭橥《诗经》备受青睐、具有跨越时空魅力的内外原因。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及其体例特色

清代考据学的昌盛促进了《诗经》地理研究的勃兴,而尹继美《诗地理考略》是其中最为时人称颂的一部《诗经》地理研究专书。尹继美吸收前人的地理风俗观点,结合晚清时代背景,将自己“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融入对《诗经》的地理考证,从而形成《诗地理考略》独特严谨的体例特色。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溱洧与郑风——《郑风》多为情歌的原因探析

《诗经》中的《郑风》多为情歌 ,这与郑国地理、风俗有重大关系。溱、洧地处中原腹心 ,那里地势平坦 ,不仅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 ,适宜种植 ,而且道路辐辏 ,交通发达 ,经济繁荣 ,人民富足 ,风气开放。溱、洧两河交汇 ,流水淙淙 ,绿草茵茵 ,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这正是《诗经·郑风》多情歌的原因所在。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诗经·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观

在《诗经.国风》中,《氓》是一首反映我们祖先男女婚恋、家庭生活的优秀诗篇,诗中叙述了女主人公在经历恋爱、结婚、婚变、决绝的过程中,对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正确人生态度,以及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抗争精神。可见,在《诗经》所产生的时代,由于远古遗风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女子婚恋比较自由,有别于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严格礼教约束下的女子,她们有着更加接近现代女性的爱情婚姻观和对自由平等幸福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魏源《诗古微》论《诗经》二《南》

魏源所著《诗古微》是清代《诗经》学史上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一部力作。魏源重新诠释了二《南》"被文王之化"的观点,从而否定毛、郑以"后妃"、"夫人"解二《南》的迂腐之见。关于世次,魏源否定二《南》皆西周盛世乐章的说法。《诗古微》说解二《南》诗旨新颖独特,体现了二《南》的国风特色,但作为经学家固有的经学意识,魏源说诗也存在论述武断的问题。

纬书的《诗经》阐释与诗学理论

纬书作为汉代经书的辅助性撰述,在《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纬书对《诗》的理解,贯穿着天人合德的星象政治思维,对《诗》意的曲解十分明显,但由于注意到"天道幽微"的《诗》意展现对于人伦社会的警示作用,为《诗》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升了《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神话叙事是纬书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亦包含着某种历史文献价值。纬书所提出的重要诗学观点,如"诗者,天地之心","诗含五际六情","诗者,持也","圣人作乐,不可以自娱"等,对于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

对于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探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于某些经典的审美解读,而《诗经》产生于3000多年前,是我国先民对于“天人之和”的审美诉求,其核心内涵是“与天地同和”之“志”。《诗经》的古典生态存在论思想体现在包含生态人文内涵的风体诗、反映初民本真爱情的“桑间濮上”诗、建立在古代生态平等之上的比兴手法与对于生于斯养于斯之家园怀念的“怀归”诗等方面,由此表现出我国古典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所特有的“诗体”、“诗意”与“诗法”,说明《诗经》在建设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魏源《诗古微》解说《国风》诗旨特色探微

在解说《诗经.国风》诗旨方面,魏源《诗古微》颇具新颖独到之处:一是注重《诗经》诗篇本意的探讨,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爱情诗,有助于恢复《诗经》的文学审美;其次,魏源论诗注重地理风俗视角,但没有停留在泛论层面,而是和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密切相连;同时,魏源没有古今汉宋的门户之见,在吸收《毛诗》合理因素的同时,大胆采用三家诗说,广泛吸收宋儒诗说,可谓融贯群言,兼采各家诗说。

《诗三百》编订的三个质变及编者再思考

《诗三百》最终的编订需要发生3个质变:第一,由"颂"、"大雅"等独立单行本及零散文献转为系统的雅、风、颂综合集,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与心理等必要条件;第二,由"乐歌"集转为"文学诗"集,这需要剔除曲谱,并对属于音乐的感叹、重复等成份进行删除或其他整理,实现由音乐文本向文学文本的转变及功能(用途)的根本性改变;第三,确定300余篇的稳定数量,这个数量以后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体例、文本性质、诗篇数量是考察《诗三百》由"相关积累"到"最终编订"的3个关键标志,以此为基础,并考虑"最多的证据"和"系统的可能性",考察《诗三百》最终编定者才能更为明晰。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民歌简论

魏晋南北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民歌混杂在所谓的"北朝民歌"中,应从中大致区分出哪些是真正的北方少数民族民歌。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民歌揭示出了他们基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尚武、质朴为主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对北方刚健之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种刚健之风又是唐诗繁荣的必要条件。

《诗·卫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五

《淇奥》为卫人美武公之作，当作于卫武公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前770年～前766年）之间；《考槊》为卫大夫刺庄公使贤者退而穷处之作，当作于卫庄公之世（前757年～前735年）；《硕人》为卫大夫美庄姜之作，作于庄姜自齐初嫁卫之时，即卫庄公五年（前751年）；《伯兮》为卫妇人美其夫久从王征役而致相思之情所作，当作于诸侯从王伐郑之年，即卫宣公十二年（前707年）；《氓》为卫弃妇追悔之作，当作于卫宣公之世（前718年～前700年）；《芄兰》为卫大夫刺惠公初即位时骄而无礼之作，当为惠公即位初期所作，或卫惠公元年（前699年）顷。

《诗经·卫风》独特风貌之成因

《诗经》国风中的《卫风》向以所载情诗量大面广,意厚情浓,艺术风格独特而为学界所重。文章从卫国的政治地位、商业经济、文化礼俗等实际情况的综合分析入手,结合文献资料,将《卫风》置于文化大背景之下,论述阐释《卫风》独特风貌之成因。

卫国地名与甲骨文地名对读蠡测六则--以《诗经·泉水》为例

周代卫国统治疆域与商代晚期王畿地区大致相同,部分卫国地名与商代地名有承袭关系且能与甲骨文中所见地名对应。文章运用“卜辞系联法”与“文献对照法”等方法,将《诗经·泉水》中所见卫国地名与甲骨文中相关商代地名对读,并考察有关地点地望,考据卫地泲即商地,在今浚县附近;祢地即迩地,在今滑县附近;干地即地,在今濮阳市孟轲乡杨干村一带;言地即地,在今浚县与濮阳县之间;肥泉即卜辞之𠦪泉,在今淇县南;漕地即曹地,在今滑县东。将文献地名与卜辞地名对读,参考卜辞地理系统与文献地理信息,对考察文献地名地望与卜辞地名地望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