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纯粹之作——评万奇、李金秋著《〈文心雕龙〉精义今释》

由万奇教授、李金秋编审主编,巴蜀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精义今释》,是内蒙古《文心雕龙》研究团队推出的一部新著。本书精选《文心雕龙》中的二十五篇作为研究对象,由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与文评论四部分构成,以《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命题为线索,运用多种方法对《文心雕龙》精妙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论文立足于本书,从研究体例、研究精义、研究方法、研究团队、研究特色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介,并回顾了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内蒙古“龙学”研究的传承及其对当代“龙学”研究的贡献,指出:本书的问世,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生命力与阐释力,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提供了一种楷式,必将推动内蒙古“龙学”研究进一步发展。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文心雕龙》中语气词“也”“矣”“夫”的修辞认同功能——融合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

古汉语语气词的语义、句法等功能广受重视,但修辞功能尚未获得关注。借助新修辞学奠基人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中的形式认同策略以及体认语言学中的对称性体认方式,论文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也”“矣”“夫”。研究发现,反复出现的三大语气词均与对称结构紧密相关:“也”“矣”衬字足句,形成对称结构,使节奏协调工整;“夫”后可引出对偶、反问等对称结构,有力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这三大语气词在对称结构中均拉近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促进了认同的实现。本研究为古汉语语气词提供了当代修辞学与体认语言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与方法。

И.С.李谢维奇对《文心雕龙》的术语学解读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伊·萨·李谢维奇于1979年出版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选择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概念或范畴,在书中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析和阐释。他的这些论述,很多是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概念术语为例,因此本文将他对《文心雕龙》中的“道”“德”“文”“气”“志”“心”“风”“风骨”等基本概念的论述加以归纳,供国内外“龙学”界及中华学术著作外译界同仁参考。

关于《文心雕龙》中“博徒”一词的理解问题

“博徒”是一个偏正词组,中心词是“徒”,“博”字为修饰语。表示“局戏”的“簙”字,在古代典籍中大多写成“博”字,但只是音借,而非义借。如果“博”字是义借,就与表示“局戏”的“簙”为通假关系。如果把“博徒”的“博”字理解成“局戏”之意,就是借用了“簙”字的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我们的“龙学”家把《文心雕龙》中的“博徒”理解成“局戏”之徒,由此将“博徒”引申理解为“赌徒”“贱者”“卑贱”“低下”等贬词,这是受了汉儒的影响,而忽略了“博”字的本义。“龙学”家既看到了刘勰在《辨骚》篇对楚骚的高度评价,又习惯于前人对“博徒”一词的误解,陷入了一个矛盾圈而不能自拔,笔者觉得只有通过训诂学才能跳得出这个矛盾圈。

陆侃如“龙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刘勰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文心雕龙》研究者浅尝辄止地表述了其肯定倾向,陆侃如则从“情”“志”“物”三者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统一性与文学作品的认识性。关于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在此基础上,陆侃如阐述了刘勰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肯定,同时给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边界,提出形式要依附于内容,文辞要传达真挚的思想。

清代以来《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文献考论

文章通过对清代以来《文心雕龙》译注本的考察,着重研究了纪昀、范文澜、周振甫、牟世金和陆侃如、黄侃、刘永济、马宏山、张长青和张会恩、童庆炳、黄叔琳等人对《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作的解读,对于其中一些观点不一致、不明晰之处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视域出发,试为当代文学之“通变”作出一个合理的阐释。

杨慎批点《文心雕龙》考

杨慎是明中期重要文人,在明代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文心雕龙》明代的首个批点本,杨慎批点本反映出杨慎本人乃至明代文学风向之转变,并开启了明代《文心雕龙》评点的潮流,这对明朝中后期的诸多文学流派借鉴、继踵六朝之风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前人对批点本成书时间并无深入研究,忽略了杨慎其他著作中对批点本的征引及杨慎生平经历中存在的确定撰作时间的线索。考证可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在嘉靖四年,这展现了杨慎与张含文学交往的一个侧面,印证了杨慎文学研究重心自先秦两汉至六朝的转变,以及其强调“情”的价值、将风雅传统与六朝绮靡风格进行弥合的尝试。

“和”文化与美学意蕴——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部经典文论,全书贯穿着“和”文化的美学意蕴。就谋篇布局的技法层面,文中运用“唯务折衷”的方法进行话语建构。就语言修辞的形式层面,调节声律、对偶、用字等创作技巧使文章展现匀称、平衡的特点。就审美追求的意蕴层面,彰显“温柔敦厚”的创作风貌和审美特征。“和”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致思趋向与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体系以及文化心理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知音论研究

文学鉴赏批评活动伴随着文学创作而产生,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学鉴赏批评理论。《文心雕龙》关于“知音其难”文学鉴赏批评论与《抱朴子外篇》中的文学观点一脉相承,在“音实难知”和“知实难逢”两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文心雕龙》在《抱朴子外篇》文学鉴赏批评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知音论”。通过概览《文心雕龙》对《抱朴子外篇》中知音论的继承与发展,明晰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

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论《文心雕龙》的言说艺术

《文心雕龙》是文论巨典,也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细而究之,《文心雕龙》言说艺术的特征主要有四:一是浸染文学自觉的时风,剖情析采,言之有理;二是倚重古代诸多典籍,援经引史,言之有据;三是论证过程法度森严,谋篇布局,言之有序;四是写作注重语言文采,遣词造句,言之有文。由此数端并进,《文心雕龙》实现了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成为我国文学批评诗性文体的典型代表。

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用“山”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习的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理。从先秦儒家到《文心雕龙》,这种以山喻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了“体仁”“比德”“喻文”三个阶段,形成中国文论仁厚思想的基本脉络。“以山体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以山比德”表露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山喻文”彰显出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受先秦以来“以山体仁”“以山比德”思维和言说方式的影响,加之山水文化的兴盛和文学走向独立,到魏晋时期,文学批评中大量出现“以山喻文”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呈其大观。文学艺术和山之间本无瓜葛,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喻文的言说。“以山喻文”的生动言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和话语深层结构当中。

文章学视野下的“以礼立体”说——以《文心雕龙》为考察中心

刘勰非常注重以“礼”的精神来立文章之“体”,理解其“以礼立体”说,要回归到文章学视野,从“体源”“本体”“体制”“体貌”等方面来看。从“体源”来说,许多文体来源于“五礼”仪式活动,尤其是古代祭祀活动。从“本体”来说“,礼”以天地为根本,天尊地卑和天地万物自然生成的思想,对于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章学有重要影响。从“体制”来说,礼别贵贱、尊卑、上下,其精神也贯穿到《文心雕龙》提到的诸多文体的情感表达当中。从“体貌”来说,刘勰主张文章要“得体”,反对“失体”,受礼制精神影响,《文心雕龙》崇尚中和之美。

刘勰的乐府观及其乐府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是一篇系统全面论述乐府诗的论著,文中明确了乐府诗的定义和界限范围,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属性和“诗”“乐”一体两面的形态特征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刘勰推尊雅乐而贬抑俗曲、强调“诗”“乐”一体而以“诗”为本的乐府观念。刘勰《乐府》篇首次为“乐府”定义、正名,开乐府诗综合研究之先河,对后代乐府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文心雕龙》“刚柔”思想的跨文化阐释

“刚柔”作为中国文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其外传因经典文献的英译得以产生。《文心雕龙》作为“刚柔”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大多有意识地将“刚柔”的英译选词与“人”结合,借助“人性”来阐释“文性”。人道与文道之间的互释互证,反映了“刚柔”概念独有的包容性与普适性。与此同时,译者在外译过程中有时也会因其对“刚柔”的理解不同,而出现“悟译”现象,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自觉借用目的语语境中相似观念,增强西方读者对“刚柔”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度;其二,巧用非对立性词语,暗示“刚”“柔”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其三,运用内涵丰富的单词,扩大“刚柔”在异质文化中的适用范围。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悟译”现象,不仅为中国文论如何有效进行域外传播提供方法上的指导,也为我们如何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文论本身提供思路。

《文心雕龙》“敬通之不循廉隅”考论

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以冯衍二次出妻之事解释《程器篇》中“敬通之不循廉隅”一句。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及中国古代社会婚恋观,认为清以前的士人对于冯衍家有悍室、二次出妻,皆持同情态度,如刘孝标、苏轼、张溥等。直至近代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传入,学界才出现不同观点,如王闿运、章太炎等学者皆一反古人对冯衍出妻之评价,这可能是范注《文心雕龙》将两次出妻例证冯衍“不循廉隅”的渊源。本文从还原文本的角度,比对《程器篇》所指七对“文士之瑕累”,认为刘勰此处所论冯衍之“不循廉隅”,应当指其一生汲汲求仕、结交外戚阴氏并向其数次请托的行径。

《文心雕龙·神思》疑义新辨

《文心雕龙·神思》是整部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也许还是学界争议最大的篇章。从学界对于《神思》篇的争议点出发,回到“杂文学”的历史语境,联系《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以及同一时代作家的“互文”,对其进行细读,试图对“神思”的内涵、“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之解、“杼轴献功”说、“思表纤旨,文外曲致”之意等几处疑义进行重新辨析,旨在对《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研究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