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渝陕交界地区方言古遇摄字的读音——兼论部分方言的“支微入虞”现象

文章考察了鄂渝陕交界地区91个方言点古遇摄字的读音,并由此讨论沙阳等6点的“支微入虞”现象。通过与黄孝方言、饶州赣语的同类现象比较,认为沙阳等6点蟹止合三曾经历共同演变一起入虞,而蟹合一端系今读入虞韵为后起音变。

元末明初文人危素行实探赜

危素是元明鼎革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过元末许多重要政治事件。1368年大都被攻下后,危素向明军投降,这一举动被视为屈节辱命。然而,他降明后不仅没有受到明太祖的重用,反遭流放并最终客死和州,更加引起后世文人对其“贰臣”身份的讥讽。不过,也有部分学者以危素“护史不死”为其降明失节一事进行开脱。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危素选择仕明或许另有原因,有关他护史入明以及被流贬至和州看守余阙庙等事迹,是后世文人受到传统儒家忠义观念影响的一种历史书写。

“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与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

论文从认同建构和华侨动员的视角,通过梳理辛亥革命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等史料,探讨这一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如何运用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来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并将他们吸纳到祖国政治变革的实践中。随着清末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等政治势力,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先后将目光投向海外华侨,通过倡导儒家文化,讴歌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开拓精神,运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赞扬或倡导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华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以恢复或保持中华文化特性,从而构建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争取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他们各自政治主张的支持。

乡村教育的位育之道:基于加速逻辑的哲学反思

加速逻辑形成了一种流动加快的社会状态,使乡村学校与场所、传统的位置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导致了乡村教育的“失位”。乡村学校不仅在地理上越来越疏远乡村,而且在时间上远离了与乡村传统的历史联系。乡村教育的“失位”阻碍了乡村儿童实现栖居成长的可能性,也造成了乡村儿童在学校与社会中的“失位”。乡土位育理论有助于乡村教育重新找到恰当位置,并且帮助乡村儿童避免移位中的失位,使其能够在学校中入位,在位置中栖居成长。作为建构位置秩序的原型与范例,乡村儿童在乡村学校的栖居成长经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儿童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后能否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继续繁育滋长。

“中和位育”: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遵循

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海洋领域的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海洋治理既存在理论的困境,也面临实践的挑战。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加速推进都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遵循正确的价值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中和位育”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谐”“有序”“发展”的优良传统,也具有穿越历史的时代价值,在构建和平海洋环境、建立和谐人海关系、实现共赢外交关系方面引领全球海洋治理朝着安定有序的方向发展,必将对全球海洋治理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多中心”理念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中和位育”思想的启示

"中心-边缘"的职业教育治理是一种失序,既是政府越位、企业缺位和学校错位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走向"多中心"治理是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供给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和位育"蕴含的"中和"和"位育"思想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重塑提供了有益启示,"有效政府-有为学校-有责企业"的互动关系代表了政府、学校和企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角色定位,只有在这种多主体互相型塑的角色意识中,职业教育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公共利益的诉求。

“胃忧愈”治疗消化性溃疡临床及实验研究

本文对纤维胃镜证实的41例消化性溃疡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表明:“胃忧愈”治疗组8周病状消失率达80.0％,愈合率为75.0％,疗效与甲氰咪胍组相似(后者各为76.2％、66.7％),但本药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的清除率(45.0％),合并的慢性胃窦炎好转率(50.0％)和慢性胃炎急性活动消失率(55.0％)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9.0％,14.3％,14.3％)。动物实验表明该方剂对无水乙醇所致胃粘膜损伤具有细胞保护作用。其机制与胃粘膜PGE_2、胃酸无关,而与促进胃粘液分泌,加强粘液—碳酸氢盐屏障有关。

“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

华人的概念,不仅涵盖中国本土的各族国人,还涵盖海外华裔。全体华人有共同的认同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人教育至少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二是自己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位育”不是简单的适应,而是要用自己文化主体的确定性、特征、长处、特色与他文化相互交往,以达到华人教育的“安所遂生”。

《为狱等状四种》中的“吏议”与“邦亡”

整理者认为《为狱等状四种》中"吏议"的主体为县吏,然县吏似无权参与案件的审判,而直接听命于郡守的都吏是有断狱和向廷尉奏谳的权力的,故"吏议"之主体当为都吏。一般认为"邦亡"指逃出国境,然从《癸、琐相移谋购案》可知秦人逃亡到南郡被定为"邦亡"罪,而案发时南郡早已划入秦版图之中,故知"邦亡"当为逃离秦故地,而非逃离国境。"邦亡"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秦国特有的称谓,秦统一后该词未见于文献之中。

论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它集天道观、人生观、方法论和实践理性于一体,逻辑架构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体系,不仅构成了儒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而且反映了儒家伦理的深层次本质;其内部各个部分彼此制约、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诸多问题域,表现出多方面的伦理价值,也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陶瓷纹饰的时空再现——以日本陶瓷柿佑卫门为例

日本陶瓷柿右卫门风格,开创了釉上赤绘工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作品洁净典雅,被中国和荷兰人所喜爱,大量产品运往欧洲。欧洲在18世纪初,开始能够制作瓷器,此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窑场都曾大量仿制日本的柿右卫门瓷器。柿佑卫门风格的形成,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但在艺术价值形成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其中以纹样形式最为典型。

卢以纬《语助》研究综述

《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专著,它突破了前人随经释义的传统,对虚词的语法、语义功能都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该书内容的编排也颇有特色。截至目前,研究者对作者卢以纬的所属时代、成书期、书名的变更和现行版本多有争议。

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百日维新之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因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了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禧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禧的地位，致使戊戌百日维新“忽落”。

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严复,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如辜鸿铭,晚年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并非“倒退”或“堕落”。表现在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思想中的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他们思想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个人知识文化素养的本质规定性,完全符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完全符合思想大家的个性化特征。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

“解读”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过程涉及一些重要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对原文的解读。本文以《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荀彧之死

前人关于荀彧，可以概括为拥汉、拥曹两大观点。其实，荀彧既不是魏臣（拥操派），也不是汉臣（拥汉派）。荀彧是在困惑与矛盾中、在两难之中告别了人世。

“支微入鱼”的演变模式及其在晋方言中的表现

文章从音韵结构上分析指出"支微入鱼"产生的基础是/jwij/,因异化而丢失腭化介音/j/是多数官话方言uei韵母的源头,而因异化而丢失腭化韵尾/j/是导致"支微入鱼"产生的音变。止摄合口三等和蟹摄合口三、四等字甚至包括某些方言中的蟹摄合口一等字在不同的阶段都曾具备/jwij/这样的基础,故都产生这一变化。这一变化是与知庄章组字丢失腭化介音交织在一起的,故产生了不同的类型,文章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变化在晋方言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