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在理论层面上,朱熹把“温柔敦厚”与“圣贤气象”“仁”关联起来,而在实践层面上,他又将作为“圣贤气象”重要表现的“温柔敦厚”从“气度”“性情”“言辞”多个角度进行重释。这样的阐释与汉唐以来将“温柔敦厚”局限于人的品性、待人接物层面的伦理化阐释路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汉唐政治伦理阐释路径的弊端,但他又将“温柔敦厚”与“美刺”相对立,基本阻断了先秦以来儒家文化中以诗刺上的传统。元明清时期对于“温柔敦厚”的接受和运用未能发挥朱熹哲学阐释的丰富内蕴,使之在言辞表现、待人接物、人品修养等方面表面化,最终形成以保守性阐释路径为主流的状态,现代学界对于“温柔敦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保守性路径而言的。

“温柔敦厚”与儒家士人人格

作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对于儒家士人人格的影响根深蒂固。"非侵略性人格"、"悲悯乐观"品格、"道德人格"是儒家士人人格的突出特征也是积极的精神特质。但是,植根于宗法等级人伦体系内的"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欠缺,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世人格及缺乏独立性的臣子型人格特征突出。"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正负效应影响深远,在现当代知识人的人格及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