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辨——兼论以作品之作时考《文选》成书时间无实际意义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因之，考察其所指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以时代相次”说的只能是作家而非其作品。据《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如何以探讨其成书时间，无任何实质性意义。高步瀛以“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释“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是而有所未照。

“剪截”史书:古代总集的录文方式之一——以《文选》为例的论述

总集及《文选》录入作品的途径并非单一,还有从史书"剪截"一途,或"剪截"出可独立成篇的作品,或一并"剪截"出作品及对作品的介绍以成一篇。如此"剪截"的理论依据即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的"别裁",其心理依据是读者对"知人论世"的需求。

读《文选》中的建安作品(三题)

陈琳写辞赋用传统的大赋手法,遭到曹植的批评,于是他作《答东阿王笺》予以抵制,形成一份文学批评史上有趣的材料。孔融的《论盛孝章书》是恳求曹操去救他的结拜兄弟盛宪,而竟能写得似乎完全出以公心,而且意态潇洒,表现了很高的技巧。《檄吴将校部曲文》的真伪曾有争议,它应当还是陈琳的作品,其中涉及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后人无从着手;但此文在流传过程中被加上一个业已去世的尚书令荀的""字,引起了纷乱和麻烦。

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

“各”之为“略”,更有可能是抄者以“理”改之,而非编撰者“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困难程序”,才“用‘略’表示出某种灵活性”。至少,目前是难以据日本所传古抄白文本《文选序》而遂定今传《文选序》中的“各以时代相次”,原本是作“略以时代相次”的。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此古抄白文本《文选》“原于未注本”说,虽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然是说实难以成立。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笙馨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３４种，《文选》３９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２０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从抄本到刻本的清整——北宋国子监本《文选》研究之一

以《文选集注》本中的李善注与北宋国子监本进行全面的对校,推测《文选》李善注从抄本到刻本清整的一般过程。监本编纂者首先从众多版本中选择一个注释比较规范、比较齐全的本子作为底本,是为清理;在此基础之上,参校李善所引原书,以及其他不同的注本,对底本的字形、讹误、衍文、夺文等诸方面进行更正,比较科段的不同、注释的详略,参校他本作个别订正,增加注释,是为整理。监本李善注对抄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整,从而结束了抄本时代纷繁不一的传播样貌,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善注的定本,同时亦加剧了抄本的佚亡。

五臣注《文选》注释体例考

《文选》五臣注在训释词义、解说句意、注音、征引典籍、解题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注释体例。梳理五臣注的注释体例,为确定五臣注的原貌,从而对李善注与五臣注的混乱情况进行区分提供了可能。

《文选》赋鸟兽类选文刍议

在《文选》所收赋的十五个类别中,“鸟兽”类有五篇,是选文较多的一个类别。“鸟兽”类的设立有其合理性。“鸟兽”类的选文,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文话”视域看《文选》的品评——以《历代文话》为中心

《历代文话》中存有不少关于《文选》的零星品评资料。这些品评资料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品评《文选》整体者,或持褒扬态度,或存批评意见;品评《文选》作品者,常从形式、艺术风格、与同类作品的对比及"以小见大"的评文方式上着眼;品评《文选》文体者,常从文体名称、文体起源、文体类别、文体体制和文体演变等方面入手。这些资料虽然带有随意性和重复性,但对《文选》在整个文评史上的地位以及《文选》的评点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采菽堂古诗选》对《文选》的批评与修正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编选《采菽堂古诗选》时参照了昭明《文选》。陈祚明对《文选》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文选》鉴裁得当,保存了许多经典的古诗;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一些弊端:以文体为类,一人作品割裂为四五处,不利于读者获得完整的诗史观,反而易于使人剽窃华丽词藻,无法获得"学古之益";选诗过严,漏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着重于修辞,"未及推其(作者)用心所存";《文选》注专注于典故,不关心选家之心。针对这些问题,陈祚明在分类标准、选录原则与情辞关系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文选》中的吊文及其选录标准——兼与《文心雕龙》比较

"吊"作为《文选》中一种表达对死者哀吊的文体,历经岁月流变,从简单安慰性文辞渐渐发展成一种含有丰富情感抒泄的文体。"吊"有一个从礼仪到文体的发展过程。《文选》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吊体存在不同认识原因在于二者选录标准不同,文学作品在《文心雕龙》中是"述中显优劣",在《文选》中则是"选中定典范"。吊文由质朴向华丽的转变恰呼应了萧统所属时代的文学风潮的转变。

辞赋阐释中文学与文化的互动——论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译介策略

康达维对辞赋文学的研究和对《昭明文选》的译介极大地促进了辞赋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他也因此广受中西学界认可。本文通过梳理康达维求学经历来探寻他翻译实践取得成功的个人原因,进一步分析他在译介《文选》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对内容和形式的忠实是康达维翻译实践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当前中国文学英译所要吸取的经验。

论刘勰、萧统颂赞观对话的可能性

刘勰、萧统的颂赞观具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即二人对颂赞文的态度具有对话的可能性,其现实基础就是"永明文学"。萧统《文选》中的颂赞观虽然渗透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观点,但这种接受又不是轨辙前辈。对于颂体,刘勰和萧统都对其"美盛德而述形容"的用途予以强调,但刘勰固守《诗经》"容告神明"的传统,萧统则将所谓的"野颂""杂颂"和颂之"讹体"纳入"颂文"的范围之内。于赞体而言,刘勰认为赞有正变两体,正体是作为礼仪活动或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起着说明、辅助的作用,变体则含有褒贬、劝诫之意,而萧统的赞体观更倾向于赞乃褒美之辞。同时,对于颂赞二体的关系,《文选》也明显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

论《文选》在陶诗经典化中的作用——以异文、注释、选篇为中心

《文选》在异文、注释、选篇三个方面,都曾给予陶诗经典化以极大影响。《文选》中保留的陶诗异文,一方面可以校陶集之误,另一方面可与陶集并存,为陶诗提供多样化的解读。《文选》六臣注,凭借其时代之早与注释之详,成为后代笺释陶集者的重要参考,并有助于还原被后代忠晋思想遮蔽的陶诗本义;李善引经据典的注释方式,也为探寻陶诗的渊源提供了线索。《文选》的选篇,一方面促进了五言陶诗经典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后代评论家对陶诗艺术性的把握,以及对陶渊明形象的认知。

李善《文选注》与《文选钞》征引《孝经》、郑玄《孝经注》略考

李善《文选注》征引《孝经》本文75次,《文选钞》征引5次,其文本与今文《孝经》除少数无关乎版本判断的异文外皆同,而与古文《孝经》则颇多歧异,故知二书所引皆为今文《孝经》。李善注征引郑玄《孝经注》8次,实为7则,其中2则仅见于李善注,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文选钞》征引郑玄注6次,实为5则,古今中外学者之郑注辑本均未参据该书所引,是很重要的文献。对李善注与《文选钞》所引《孝经》与郑玄注的考察,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加强对李善《文选注》、郑玄《孝经注》的准确把握,乃至有助于对唐玄宗《孝经注》之考察。本文也对李善注、《文选钞》之前的《孝经》学背景与郑注《孝经》的著作权争议等问题做了梳理与考察。

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成就及其示范意义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规模庞大,具有特色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一是副文本融合中国传统注疏与西方文学译著体例而自成体系风格;二是注释内容丰富考辨深入,兼取古今中外之长而富有学术内涵;三是康达维副文本成就的获得既是对前辈汉学家运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文本的学术继承,又是出于他自觉以"译文+副文本"方式有效传播中国古代辞赋的学术使命;四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及跨语言文化传播有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