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设计史研究而言,我们的关注重点大多是落在现当代这一与我们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时段,而对于中国从文明开端就未曾间断一路走来的传统设计观念却是有所忽略,其中包括了对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研究。我们在当代设计的色彩运用中,其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动的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国传统色彩的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恰恰就是"观念",它是一种关于社会建构的认识表现,也体现在充满了文化意蕴表达的多层解读中,并由观念转向一种现实中的运用,观念变成了一种隐藏的潜在意识。本文梳理、分析了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基本建构及其观念成因,从设计史、思想史的角度进入,通过对于中国色彩运用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做出适当的解读。

绚丽的历史想象 苍凉的人性悲歌——读《午门的暧昧》

何大草的长篇小说《午门的暧昧》惯常于久远历史的屏息凝视中 ,展开奇异瑰丽的想象 ;于大历史的罅隙边缘 ,设置曲折诡谲的迷宫 ;于历史局部的精雕细镂与整体的扑朔迷离中 ,寄寓人类生存困境的当下追思 。

《武德舞歌诗》与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

《武德舞歌诗》是现存汉代唯一一首宗庙祭祀乐歌,它是合登歌、舞歌于一体的祭仪乐章。《武德舞歌诗》的创制、实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形迹。

吴氏父子与《时务报》

在《时务报》的创办及发行过程中,四川达县的吴德潚、吴樵父子作为报纸的幕后支持者,参与了《时务报》筹备、发刊、发行的主要过程,在制定办报方针策略、推荐梁启超参加《时务报》、筹备费金、获取官方认可,在西南地区、杭州等地报纸发行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时务报》发生内部矛盾时,吴氏父子对调解汪梁纷争也超到了重要作用。吴氏父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时务报》的种种活动,与他们具有维新思想和忧国思想有密切关系。但由于他们的活动多处于幕后并且是阶段性的,故其作用未被世人重视。

宋明理学“三纲五常”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

从先秦到宋明时期,传统文化伦理纲常体系发生秩序变化与层次调整,尤其是在"君臣"与"父子"关系位置呈现阶段性特征,"三纲五常"结构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在人伦权利与义务上走过了一条双向性、单项性到多向性路径,这是道德伦理复兴,而引起这种变化是宋明理学适应国家政治维系的需要、建立社会"秩序"理念需要、家族行为规范提升需要、礼法思想发展的必然、儒家理论"一道德"需要。

“德性之知”的认知思想研究

"德性之知"是张载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张载试图用德性之知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涵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来实现德性之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程朱与陆王的工夫论,可知其内在机制与宗教信仰相似。它通过强化人们对天理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德性之知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为理学思想服务的认知,其次,其内在机制与宗教心理相类似,最后,它的实现需要体和悟两个过程。

《无望村的馆主》版本批评

<无望村的馆主>的众多版本有不同的版本本性,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初版本(开明本)和福建本.福建本对初版本进行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体特征等方面的修改,这导致了作品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的改变.这些修改既有艺术完善方面的考虑,更受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的制约和影响.

瑜不掩瑕——《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得失(续)

继续举证说明《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方面的疏失。这些例证包括对“譣詖、则悦、大格、伤手、自无、妙度、牵课、一音、鹿轮、揩草鍼殳、故、绝、录、无得称焉、校广”等的误释或未释。

道之思:《老子》第一章疏解——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

从中西比较的视野集中处理《老子》第一章,以下问题值得关注:其一,道为何不可言?又为何不得不对其言说?这一问题可运用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本质的思想予以解决;其二,道之有与无的关系问题。通过对"有"、"无"、"常"等贯穿《老子》全书的重要思想进行逐一梳理,并在整体上借用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厘清中国哲学同西方形而上学的区别,由此并可避免将中国哲学纳入西方语境之下。

建立与实施生物水产类课程思政案例模式研究--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博士

为了在"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学"课程中提升水产类高校学生的医学背景知识及人文素养,在绪论部分设计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博士"的思政案例,让学生充分认识伍连德对我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和卫生检疫领域的重要奠基作用。该案例激发了学生昂扬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历史使命感和自信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王骥德不当列入吴江派辨--以《曲律》为考察中心

王骥德是晚明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在戏曲研究中他一直被人们作为吴江派的主将而分析研究,但是从他的《曲律》中可以看到,王骥德不但赞赏汤显祖的词采,批评沈璟的鄙俚,而且在具体的戏曲理论方面也和沈璟有很大的不同。针对这些"反常"现象,抛开汤沈之争的派别局限,将王骥德放在晚明戏曲转型的大背景下分析可得,王骥德在晚明转型期的曲坛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不但推动了戏曲韵律的规范化,而且看到了词采的重要性,使得戏曲向更加典雅化的道路推进。这对于提升戏曲的地位,改变戏曲是小道的命运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元曲选》宾白特殊代词刍议

《元曲选》宾白作为反映元明时代语言特点的语料,有四个由词尾"的"构成的特殊代词"兀的""甚的""怎的"与"恁的"。采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元曲选》宾白特殊代词"兀的""甚的""怎的"与"恁的"的功能,再结合定量的方法统计《元曲选》宾白中这四个代词每一种功能出现的次数,"兀的""恁的"是指示代词,句法功能具有互补性,使用频率一高一低;"甚的""怎的"是疑问代词,句法功能没有互补性,使用频率比较接近。

武安方言中的“的”

"的"在武安方言中可用作词缀、动态助词以及结构助词。用作词缀时,已经发展出极具地方色彩的武安方言的"的"缀词;用作动态助词时,与普通话中的"着"在用法上存在细微差别;用作结构助词时,其往往省略或读音弱化为"诶"。

河间献王入朝与河间乐的由盛而衰

西汉前期,河间献王刘德与幽隐乐师搜集、整理古代雅乐。刘德所集雅乐律义兼备,史称河间乐。元光五年(前130年)刘德入朝献乐议礼,与汉武帝在汉匈问题上产生了政见冲突,不久去世。河间乐被存入太乐迎来了迅速发展的契机,但却随着刘德的去世逐渐走向了衰落。汉成帝时,河间惠王刘良与谒者王禹力图复兴河间乐终归于失败。王莽篡位后,河间国被废除,河间乐彻底衰落。

侠文化与中国武术内在关系探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侠文化的视角,讨论其与中国武术的内在关系,提出:侠是中国武术精神的最终体现,武术修行成就了侠,以及侠义精神与武德的一致性。

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古代汉藏医药交流述略

通过系统梳理和考证史籍、医典和以往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古代汉族和藏族在医药典籍、医学理论、诊治技术、药物及养生理论等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医药典籍中的文献记载展现古老的中国智慧,深入阐述了古代汉藏医药交流的历史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