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汉画像中淮夷与吴越文化的遗存研究

今天的皖北汉画像石出土地域,在汉代隶属于不同刺史部的郡县,出土的画像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类型面貌,其体现了汉代以儒家为主流意识的时代精神。先秦时期,皖北先后属于淮夷和吴越所辖地域,出土的画像也具有淮夷与吴越文化遗存的特点,反映了该区域的地理环境、族群信仰、文化生态面貌。本文首先借助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皖北汉画像石出土地域进行钩沉考索,然后以图像形式语言分析汉画像的视觉表征,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其文化内涵和审美倾向,旨在对皖北地域汉画像中淮夷与吴越文化遗存的特点展开研究。

大茶、脑源茶——中韩茶文化密切交流的明证

大茶和脑源(原)茶是中国吴越国(907—978)和韩国高丽(918—1392)的王室使用过的主流茶类。吴越国将这两种茶叶作为向中原王朝的贡品使用,高丽则作为给大臣、僧侣、军民等的赏赐品使用。这两种茶叶在吴越国存续期间一直生产和使用,高丽则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中期使用了60多年。大茶和脑源(原)茶在吴越国灭亡12年后在高丽才出现,由此可以推断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关于大茶的产地,有“睦州”的记录,具体位置不得而知,而对脑源茶的产地没有记录,无从得知。大茶的量词主要用“斤”“笼”,从而可推定为散茶。脑源茶则主要用“斤”“角”,从而可推定为团茶。大茶和脑源茶是中韩两国茶文化密切传承和交流的具体证据,对理解东亚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独宗伊洛:李明复《春秋集义》编撰发微

李明复《春秋集义》撰成于嘉定十三年六月至十一月之间。其书征引十七家皆系本朝深具伊洛渊源的《春秋》学说,这种独宗伊洛一派的集解方式,在宋代《春秋》集解中可谓有一无二。宋代《春秋》集解中的伊洛特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轻至重的趋变过程。李明复《春秋集义》完成了对伊洛《春秋》学及其学统的梳理和总结。《春秋集义》的编撰与“嘉定更化”之后的政治、学术情势密切相关。李明复不仅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作为征引诸家的主要依据,而且在立此《春秋》学的“道学宗派”上,也受到了《伊洛渊源录》的深刻影响。其集解方式当受到朱熹《论孟集义》(又名《论孟精义》)的启发,同时也与当时蜀地学术传统有关。

《吕氏春秋》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衍化——以礼乐、孔、孟思想为核心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王治为目的,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衍化。它继承了儒家“乐与政通”的思想,将音乐作为施行教化的利器;同时吸收了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制作与使用都应合于“礼”的规范。在乐教的施行、音乐可观的作用方面,沿用了孔子的“正乐”思想。但其推崇的“大乐”以遵循自然和谐运行规律为基础,在排斥“郑卫之音”的理由、推行乐教的类型、音乐德治的内容等方面,与孔子有着不同见解。《吕氏春秋》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音乐作为得民心、实施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像孟子那般一味地强调美感的共性,它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在平和的审美心境下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杭州飞来峰阿弥陀佛像龛艺术及其信仰辨析

杭州飞来峰的吴越、北宋、元朝的几幅阿弥陀佛石刻像代表了对佛教西方净土的信仰。通过做功德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是很多佛教徒的修行目的。这种信仰使信徒们通过遵循佛教教义来潜心修行和做功德,包括制作佛教造像。在飞来峰,雕刻与西方净土相关图像的原始目的主要反映在相关造像铭文题记中。这些造像的历史与宗教背景是基于对阿弥陀佛及其净土的崇拜,是信徒为自己及他人造功德和实践修行之必须。佛教经典可以帮助信徒确定造像题材,并为当时的艺术家提供相关图像的一些基本信息。飞来峰吴越宋元阿弥陀佛像展示了10至14世纪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其中不乏对前朝艺术风格的继承。到了元朝,为了皇室和蒙古王国的利益,扩展了造像创作的目的,佛教造像更加紧密地服务于国家。

五代时期佛教雕塑的前朝传统与创新性

全国现存的10世纪佛教艺术分布不均衡,敦煌、山西、四川盆地、江浙保留较多,主要来自敦煌曹氏归义军、北汉、吴越国、南唐、前后蜀,艺术面貌差别较大。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雕塑既保留着很多唐代或前朝传统,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另外,这个时期的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倾向更加强烈,适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诸侯不再娶”与“惠公再娶”之间的理论张力分析

春秋时代诸侯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嫡夫人制、媵妾制、不再娶制。《公羊传》提出“诸侯不再娶”的义理,维护了嫡夫人制与嫡子继承制,防止出现废立之事。春秋多次出现因诸侯再娶造成的争位现象,《春秋》对此以不书进行避讳。《公羊传》提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理论进行灵活处理,后世学者肯定了“诸侯不再娶”的理论价值,这对于现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有所启示。

汉代易学的审美面向——以《淮南子》《春秋繁露》为考察中心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算不上专门的易学著作,但是从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的易学思想。受此影响,两书的相关易学论述可以认为是汉代易学的另一种样态,是先秦义理易学的进一步延伸。它们与汉代美学体系之间的建构可以归结为汉代人有关天人关系的直接呈现,与汉代美学之间的意义产生可能性在于直面思想意识及其生活世界。汉代人在正常观照和体验天下宇宙时是有意识的审美,也具备艺术的嗅觉。从辨物体道走向成人之行,其思维方式逐渐具象化,人的自身重新得到关注,易学的形态化向生活世界的审美化回归。无论是《淮南子》中的神话书写,还是《春秋繁露》中具有神学色彩的“天人感应”部分,都可以把它们纳入同一种形式进行讨论。它们都在表达特定的意义或者观念,给予了汉代易学与审美以正当性的地位。

《吕氏春秋》之动物学知识管窥

《吕氏春秋》欲“备天地古今万物之事”,涵盖了大量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动物学等在内的诸多生物学知识,且蕴含着“万物一体”“尊重生命”等朴素的生态观。故《吕氏春秋》中记载有先秦以来关于动物学的知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将对《吕氏春秋》之动物学知识做一系统地整理、分析与归纳,并试图以此管窥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中国动物学知识的积累水平与时人保护动物资源的生态理念。

《晏子春秋》词句考辨六则

综合运用语言学、文献学等相关知识,对《晏子春秋》中的六处词句进行辨析。“臣不敢不知”中的第二个“不”应为衍文,“不敢知”是一个古成语,大体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难保、不敢保,不敢说”。“固”是一个表程度高的程度副词,用在谓词性词语“多心”之前,可释为“本来、确实”。“言不疾、指不及血者死”,不属于盟誓内容,而是交待故事情节发展的叙述性语言。“可立而以闻”中的“立”,应为“泣”之借字,“使吏养之,可立而以闻”是一个假设复句。“臣闻下无直辞……”中的“闻”后,当有“之”字;“仲尼闻之”中的“之”字,也应保留,两者均是回指用法。

“诗意江南”在我国钢琴三重奏中的音响塑造——以“吴越新韵”的四部作品为例

“诗意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意和艺术魅力的地域文化符号,既体现了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又凝聚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传统。因此,“诗意江南”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和灵感来源,吸引着众多作曲家进行探索和实践。本文将“吴越新韵”创作团队以此为主题创作的四首钢琴三重奏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作品中音响塑造的手段进行研究,探索地域文化符号的呈现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花岗岩堆石料32 t振动碾碾压试验研究

堆石料碾压质量直接影响面板坝的变形,32 t振动碾在花岗岩地区筑坝的应用鲜有报道。以五岳抽水蓄能电站主堆石料碾压施工为例,开展了主堆石料为花岗岩的32 t振动碾碾压试验研究,分析了碾压遍数和洒水率对主堆料干密度、孔隙率和渗透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堆石料的干密度随碾压遍数的增加而增大,孔隙率和渗透系数随着碾压遍数的增加而减小,增大洒水率有利于堆石料的碾压和干密度的提高。综合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特点、设计参数和经济性能,推荐五岳抽水蓄能电站32 t振动碾碾压参数为:铺料厚度90 cm、洒水率10%、碾压8遍。

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与历史性——论吴越传统的“长三角”音乐与文化关系

文章以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历史性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分析,讨论了“长三角”地区音乐类型的区域性共享表现、超越地方性的特质,以及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在现代性与历史性部分的论述中,强调上海的现代性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与宋代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架构,对于“长三角”音乐文化发展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影响。结语指出,透过这些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吴越音乐传统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过程,促使在“长三角”音乐研究中,发现和挖掘更丰富的内容,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法或思想,以此来推动区域音乐文化的深入探讨。

从“春秋决狱”与英国衡平法的比较看衡平理念

“春秋决狱”的特点在于将儒家经义作为司法机关断案的根据,是一种基于实现个案公正目标而形成的特殊司法思维,注重在优先适用法律条文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进行情与理的价值衡量。而英国衡平法亦将“公正”“正义”等价值理念作为法官审判的依据。通过将“春秋决狱”与英国衡平法进行比较可知,二者虽然在产生根源、对后世影响、适用场景、思维模式上均不相同,但都蕴含着衡平理念这一特殊法律思维。应当看到,衡平理念主要是通过与法官裁量权的结合来发挥作用的,并且与司法正义息息相关。

急先锋与坚守者:20世纪《春秋》学转型的特征

20世纪前期,《春秋》学的转型在颠覆性的经学转型中独具特色,具有二律背反性。一方面,无论是古史辨派的批判,还是古文经学者的改造,《春秋》学都是经学转型中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学术上对传统《春秋》学内容与方法的坚持,社会各界因抗日战争之需对《春秋》大义的发挥,又让《春秋》学成为经学转型中的坚守者。《春秋》学自身的特点(争议性、史学性、政治性、独特大义)与20世纪时局的特殊性(变化具有颠覆性且过程复杂、民族危机空前)是造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揭示这点能深化对20世纪《春秋》学与经学的研究,对当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春秋》学与经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朱彝尊的《斋中读书》诗第四首发微

《斋中读书》第四首以五行学为论域。其第一层次体现的是朱彝尊的五行观,即建立在儒家经典阐释与正史叙事基础上的五行认同观。第二层次指出邵雍更改五行之举的学术错误。朱彝尊对邵雍的批评,是对朱子以来学人相关研究的延续,而其见解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与继承。此诗因而具有诗学与学术史的双重价值。

广州西关大屋空间形制演变研究

清末民初广州西关开始有计划地建设新型居住街区,梳理西关的街块形态、地块单元与泮塘五约村落组团的联系,剖析两者居住单元的空间原型与转变,归纳西关大屋形制的演变过程。研究认为,西关大屋的形制变化是近代西关土地价值急升和居住者生活方式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陕西镇安县午峪沟-柞水县万丈沟铜矿成矿地质背景、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

从区域地质背景入手,采用1/2.5万化探次生晕异常、样品分析、岩矿鉴定等手端,探究区域地层、区域构造、区域变质作用、矿点特征等各个方面,并分析了矿点成因及找矿前景,初步判断该区铜矿找矿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