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清初小曲总集与明清小曲之演进

《万花小曲》和《丝弦小曲》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两种小曲集,收录对象在沿袭和改编明代小曲的基础上又有新变。《西调》和《边关调》首见于清初。《西调》原是明末山西、陕西地区流行的小曲,其声调凄楚哀感,适宜表现悲情内容,传至中原遂成为清前中期的流行曲调而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边关调》亦当兴起于明末,或发源于东北,原先以表现悲感哀吟的题材为主,至清代则演化出悲感哀吟、插科打诨、雄迈悲壮等不同风格,而又以儿女之私、靡靡之音为主。

“西调”市井题材略论

清代前期京畿一带与全国局部地区广泛流传的"西调"里,市井生活题材重在反映饮宴游园的城镇生活与热闹喧嚣的风俗节令,附及幽美恬淡的城郊乡野描写,反映民生疾苦几近缺憾。这类"西调"的题材状况与当时城镇社会轻薄骄矜、浮华腐化、追欢逐乐、歌舞升平的实际生活大致相符,说明了"西调"应当是文人墨客、官僚士绅、职业优伶"遣兴寄情"、"诗酒应酬"、"流连风月"、"逢场作戏"的杰作。

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发生时间考及其他

上博简(五)《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当是一篇。简文中日食发生的时间,应在齐桓公四十一年。此时,竖刁和易牙在齐桓公朝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他们多年用心的结果。易牙、竖刁朋党群与,惟利是视,其危害性为鲍叔牙和隰朋所认识。鲍叔牙、隰朋作为正直的官员,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借助日食这种天象,对桓公讽谏。管仲在临终之前,也曾经劝诫桓公。齐桓公听取了谏议,决定任用贤者,并发布命令,进行各种设施的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西厢记诸宫调》为金人所作新考

很多学者认为《西厢记诸宫调》产生年代是金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南宋。通过对张炳森《关于<董西厢>的创作年代》的商榷,从宗教思想、民情风俗、名物制度、民族称谓、孕育流传地域与土壤基础等方面研究,《西厢记诸宫调》产生于金代。

金代两种诸宫调中外来语成分考察

《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文学的双璧。金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因此两种诸宫调中有多少外来语成分值得关注。经考察,两种诸宫调受外来语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这和金朝的主流话语及诸宫调的文体有关。

凄美两省愿 貂蝉美名传——读张艳茜长篇小说《貂蝉》有感

作家张艳茜的长篇小说《貂蝉》以她特有的散文叙事方式讲述了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蝉艰难坎坷的人生传奇故事。小说故事结构完整,叙事风格鲜明。透过故事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们仿佛进行了一次时空穿越,看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

《文心雕龙》檄体观探微

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篇中着重分析了檄体的起源和文体特点,通过对不同檄文的评述,显示出其明确的檄体观。他认为,檄文作为征召、声讨或晓喻敌人的文书,其内容侧重于叙述兵革之事,呈现出事昭理辨、气盛辞断的行文风格。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刘勰规范檄文体式对于齐梁文坛"文体解散"之现象有敷理举统、纠正文弊的作用。

略论金元时期诸宫调音乐作品

诸宫调是说唱故事的一种形式,兴起于北宋中期,相传为孔三传所创。靖康之变后,诸宫调分为南北两派共流传了二百多年,经北宋、南宋、金元、衰落于元代的中后期。诸宫调对我国古代音乐史和宋元时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目前发现的诸宫调只有三部,流行于金朝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西厢诸宫调》,流行于元初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太少,故这三部诸宫调显得弥足珍贵,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西施形象与貂蝉形象比较谈——以《浣纱记》和《三国演义》为中心

西施和貂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功实施"美人计"的著名女性形象,将其比较研究可以得到颇多启示。从政治层面观照,西施为报国而献身的行为并非主动,而是范蠡启发、诱导的结果,其内在动力仍是源于爱情;貂蝉较之西施的主动性更为突出,为国牺牲的决心也更坚决。从情感层面透视,西施对范蠡的爱情真挚而深厚,在吴期间的情感忍耐度也超乎常人;相比之下,貂蝉对吕布的爱情并不突出,居于首位的乃是其为父报国的大义。从相关男人层面比较:范蠡一再请求西施实施美人计,虽成就了其报国之愿,但在情感层面则平淡而无光芒;吕布对貂蝉的爱情虽然带有利己性因素,却显得更加浓烈,更为勇敢。从西施和貂蝉的人生结局层面看:《浣纱记》中西施被礼迎返越,受到了勾践及其夫人乃至范蠡、文种的"拜谢",她为国献身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优待;《三国演义》中貂蝉在"连环计"成功后,虽曾与吕布团圆,但在吕布败亡后却下落不明,终究难逃悲剧的命运。

新见清代民歌文献《一更鼓儿天》脞议

“西调”是清代民歌的一种,在乾隆时最为盛行。清代较早民歌选集《万花小曲》中收录的《西调鼓儿天》,在形制、内容与审美趣味上,与常见的“西调”均有不同,惜其篇幅有限。20世纪20年代由刘半农等购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俗曲文献中,有一册体量更大、内容更为丰富的《一更鼓儿天》。它是《西调鼓儿天》的足本,对研究者重新梳理《万花小曲》的成书经过,尤其是讨论“西调”的属性与类别,有着重要的作用。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论冯班对文学总集的整理及其学术贡献

冯班作为明清常熟藏书家的一员,勤于抄校宋元旧本,客观上为古籍的整理与保护,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对《玉台新咏》《西昆酬唱集》《才调集》和《瀛奎律髓》四部文学总集的整理,以唐、宋诗对比的角度,分析了晚唐、“西昆”与“江西”诗法差异,系统地总结了“江西”之失,不仅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宋诗风的强热势头;还以评点之学总结诗法,指导后学,于诗歌鉴赏和诗歌创作均有莫大裨益,并对晚唐诗风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其将诗学批评与选本批评相结合,开创了一种新的诗学传播方式,带动一批晚唐诗歌选本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