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30首,其中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槐轩医学用药规律分析与扶阳思想探讨

目的:通过挖掘、研究《槐轩医学全书》中的药物应用规律,提炼分析槐轩医学临床思想,与扶阳医派一脉理论比较,探究古今扶阳思想之差异。方法:对《槐轩医学全书》中所涉方剂与药物进行梳理提取,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药物进行统计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Statistics24.0和SPSS Modeler18.0具体分析其用药频次、性味归经、用药剂量以及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筛选方剂386首,涉药327味,用药以性温、味辛甘为主,归经多为脾经,性味归经分析呈现较强的集中现象。关联分析以中焦脾胃药物应用搭配为核心,形成具辛甘化阳理法的15个药对;聚类组成6个新方;在姜桂附应用剂量统计上,发现其趋向审慎。结论:槐轩医学以温补为特色,重视后天资先天,注重脾胃枢机调理,不偏颇阴阳,形成一系列特色理法,对扶阳学派影响深远,但与后世扶阳学派理论又有很大不同。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民国社会对董仲舒的认识:以《学衡》为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显露出的西方文化危机,促使民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学衡》杂志注重不同学派间联系,对董仲舒批判而有继承,对董子学认同而不盲从,反映出《学衡》力图通过融贯儒学体系,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等乃至超越的思路,其对董仲舒认识中开放与偏狭并存、新旧思想杂糅的特点也表明:思想传统在近代被改造并使用的过程中,只有着重于学术意义、完善内在体系,才能较好实现“昌明国粹”的宗旨,从而真正推动现代性儒学的发展。

升血汤促进辐射损伤小鼠造血与免疫功能恢复的实验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药升血汤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与免疫功能恢复的促进作用，结果证明，升血汤能显著地增加辐射损伤小鼠外周血中各类血细胞数以及骨髓及脾脏中的有核细胞数，明显促进小鼠巨噬细胞，Ｔ及Ｂ淋巴细胞功能的恢复，表明升血汤可以明显促进辐射损伤小鼠造血与免疫功能的恢复。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此一研究命题的提出,将别开生面地触及到意味很重的中国文学理路生变之历史图景及满溢张力的多重文化视境之极致外射。这里极有必要勘探三大隐而不彰的文学现象: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二是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境遇投射,三是人文精神危机与古典主义审美传统之现代审视。此一视角撰写的初衷在于:首先着眼于凸显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建构对自身古典传统文化资源之吸收、转化与应对,依然秘而不宣地保持着某种根本性的承袭与审美认定;其次则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坛中这股被多数人盲视的古典主义思潮之历史现状、生变流迹及递嬗变迁的显现范式,提供了一种绵密而深邃的现代性反思、检视与批判之向度与深度。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走近“陕派律学”

“陕派律学”虽然形成于清末 ,但事实上 ,陕籍人士任职刑部由清初即代不乏人 ,可以说源远流长。陕派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科举 ,由于任职西曹 ,究心于传统律学 ,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 ,成为传统律学最后的高峰。不但如此 ,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秉承了求真务实、重视民瘼的特点 ,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公正”、“抗直”的优秀品质 ,不畏权势 。

《学衡》与东南大学

现代学术与现代教育、现代期刊和现代出版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甚至互存的关联。正如《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关系一样 ,“五·四”时期的《学衡》与东南大学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学术风格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至少从当时东南大学的主事者以及各系科领袖人物们的办学思想和学术路向上反映出来。对于这种关系 ,包括其形成的更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表现形态 ,本文予以了历史性的分析和阐发 ,并籍此对东南大学时期《学衡》

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

"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薛氏一族参与宫廷唱和,文人赠酬,登高则赋,寄情有诗,历周隋直至于唐末,一直活跃在政治与文学的舞台上。本文即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力求尽可能详细的描勒出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介其文学活动。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学衡派”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学衡派”是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它与20世纪初期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国粹派与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主张有基本的共同之处。“学衡派”的存在虽有其学理上的价值,但其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无法应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林语堂、梁实秋与“学衡派”的疏离

作为新文学阵营的重要作家,林语堂、梁实秋虽就读过哈佛大学,听过白璧德的课,但他们不属于"学衡派"成员。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无法接受白璧德的那种具有基督教神学色彩和崇尚文化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经历了对老庄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接受,到对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童心说的吸纳,进而在"公安派"那里找到推崇"性灵"的文心,最终达成他幽默的文学语言呈现。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略论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薛道衡是北齐、北周和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开皇四年(584),薛道衡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的期盼,开皇八年(588)的论述主要是对实现"大一统"的"筹略",大业五年(609)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局面的称颂。薛道衡"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